“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民国五年（1916年），清末民国初的奇人王恺83岁在家乡无疾而终，他的这一对联很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王闿运是中国最后一位纵横家，他有这传奇的经历，是狂狷谐谑又极有智谋的奇人。他与晚清权臣肃顺是拜把自结兄弟；他是曾国藩的幕僚，曾筹谋让曾国藩让“大清江山改姓”；他编写了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杂史名著——《湘军志》，被称为“唐后良史第一，但他却因编写此书差点儿被湘军名将曾国荃宰了；他喻左宗棠为一只“左公鸡”，认为若没有“宫保鸡丁”丁宝桢，左宗棠连一只鸡都做不成，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用西方阳历纪元，杨度写对联调侃：“男女平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他取笑袁世凯政府是“瓦岗寨、梁山泊”，他还写对联讽刺袁世凯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为“旁观者清”，联中嵌入“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
杨度当了袁世凯的幕僚，王闿运写信对杨度说：“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劝杨度离开洪宪政府，回乡隐居；他翻阅齐白石的诗集后，笑称其所写的诗乃是《红楼梦》中的“薛蟠体”，使得齐白石赶紧把书斋号“借山吟馆”的“吟”字去掉。
王闿运娶名门闺秀为妻，纳才女佳人为妾，却与目不识丁的周妈感情最深，并巧妙地利用.周妈，辞了袁世凯政府国史馆馆长之职，溜之大吉……。
王闿运（1833—1916）早期的经历是以举子的身份而变成门客的。他是湖南湘潭人，其先祖于明代从江西迁至湖南衡阳西乡居住，几代后，于宪宗成化年间又迁居湘潭城外。王闿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是孤儿，由他的叔父养大。王闿运幼时并不聪慧，但他勤奋好学。《清史稿》对他描述说：“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
王闿运
王闿运先天资质并不出色，然而他后天勤学苦读，学识长进很快，他9岁便能写出好文章。之后，进入了长沙城南书院。他性格豪放，心性超脱，利益观念淡薄。
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王闿运中第五名举人，由于文章学识很好，他受到了学政张金镛的赏识，在三湘地区，颇有名气。
那一时期，太平军已对清廷发起挑战，而清兵八旗子弟和绿营兵不堪一击，清廷授权让各地建立团练，助其抵挡太平军。曾国藩在湖南创办湘军，王闿运经常走进军营，与湘军将领交往，曾国藩对他也很赏识，以优厚待遇请他当幕僚，但是，王闿运只想当清客不想进入军营就职。
其实，当时的王闿运，还是想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场的。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可是，他文章虽好，却不那么守文法规矩，而且应考落第。而他的才识被当时的朝中的权臣肃顺看中了，聘其为门客，在肃府任教读，甚受礼遇，王闿运也为肃顺出谋划策。
咸丰十一年（1861年）朝局大变。咸丰帝病死，慈禧太后抓住时机，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总摄朝政的肃顺等八位“顾命八大臣”被慈禧和奕訢诛灭，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当时王闿运在山东，躲过一劫。只是，王闿运从来都没有后悔在肃府的这一段经历，他不但从不埋怨肃顺，而且，他还一直对肃顺感念不已。他后来还送金银给肃顺的家人。即便是躲到乡间依、以避“肃党之嫌”的时候，他还写诗咏吊：“当年意气各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直至他晚年时，王闿运还流着泪忆肃顺：“人诋逆臣，我自府主！”他不管别人如何诋损肃顺逆臣，而他一直把他当成是知遇之情的恩人。
这足见王闿运是不忘情义的人。王闿运还冒着很大风险，编写了《祺祥故事》，为肃顺等被杀辩解。
当然，王闿运在肃府任教读的这一段经历，既断绝了他往后往官场走的路，也促成他养成了鄙视高官、桀骜不羁的态度和性格。
此后，王闿运当幕僚，当书院院长，当国史馆馆长等，主要是从事教育和文史方面的工作，从未成为正式的官员。而最能体现王闿运纵横家理念的是他大胆为曾国藩提出了一个绝妙的策略。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回到湖南，应邀进入湘军，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但王闿运主治《春秋公羊传》，重“改制”，讲“变易”，推崇纵横家理念，而曾国藩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重礼教，遵“道统”，对于“改制”极为谨慎，所以，王闿运与曾国藩常所议不合，不久，王闿运便离开了湘军幕府。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王闿运与曾国藩的主张是大不一样的。
之前，曾国藩对王闿运还是很欣赏的，咸丰三年（1854年），曾国藩开始举办团练，王闿运曾写信给他，提出了一些好建议，受到了曾国藩的赞许和接纳。后来，曾国藩幕府中不少人被提拔而升官，而王闿运却没有能升官，这可能与曾国藩对他的纵横思想有些担心有关，担心若王闿运进入官场，会惹出一些麻烦，加上之前王闿运的肃府经历，这是当时官场所忌讳的。
1858年11月，湘军在三河镇被太平军击败，曾国藩非常悲观消沉，而王闿运急忙赶到曾国藩驻扎的江西建昌，陪着曾国藩，伴着他共度艰难时期，与曾国藩两次密谈至三更时分。
后来，在曾国藩指挥下，湘军不断强大，成了当时清政府唯一可以与太平军抗衡的军事力量。王闿运精通春秋公羊之学，谙熟纵横家学说，有“改制”思想，敢于“变易”，对古代的“帝王之学”也颇有研究，他知道历史上开国帝王纵横捭阖的策略。
有这样一种纵横理念，他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对于清廷、湘军与太平军矛盾状态和发展趋势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
根据时局，王闿运为曾国藩提出一个惊人的策略，他劝曾国藩拥兵自立，建立湘军进攻太平军不要太着急，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以便曾国藩从中图谋。在王闿运看来，满清王朝的政治根基已经腐烂，很难持续；太平天国内部矛盾重重，内耗十分严重，无法形成大的政治气候；惟有湘军的势力处于发展壮大之中，只要湘军蓄势而图日益强大，坐观清廷与太平军在角逐中衰落，曾国藩便可率领湘军，择机收拾残局，将江山之主由爱新觉罗氏改为曾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