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书法大气象
一直以来，书界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魏碑不可学，原因有二：一是碑刻失真，细节磨灭，让人无迹可寻，容易误入歧途。二是魏碑为民间书手信笔写成，造诣和格调不高，甚至有直接以刀刻而成，远离笔法和书写性，缺乏学习价值。
碑刻不可学，这种说法倒也不新鲜。持这种主张的，常常会抬出米芾的说辞，作为支撑。因为米芾就是强烈反对学碑的，主张“师笔不师刀”，也自有一番道理。折中一点的，就以启功“透过刀法看笔法”的说法为参照，认为碑刻是要学的，但最好参考墨迹，以帖学用笔，还原碑刻的本来面目。——貌似也说得在理，不容辨议。
果真如此吗？
先暂且抛开碑学帖学的概念，先拿“碑刻”来推敲一下。我们知道，并非刻于石碑的就叫碑学，因为很多碑刻是纸面书迹的翻刻，比如《圣教序》：
有些是直接书丹后刻碑，比如《九成宫》:
再如虞世南、褚遂良，都是帖学代表，他们的书碑，也不能归于“碑学”之类。但不管怎么说，因为“碑刻失真”，就不能学，那就等于否定了所有的拓本。现代影印技术发达，我们能够见到与真迹差异甚小的临本，但在古代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人只能见到翻刻的拓本，这是无法回避的事。显然，“失真”这个理由是站不稳脚跟的。只是限定于帖学这个范畴，无疑，纸本墨迹当然比翻刻拓本强太多了。
那么，魏碑被轻视的真正理由，就是“民间、工匠”这个说法了。其实，关于“碑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什么是“碑学”？笼统地说，一般泛指自魏晋一下，隋唐以上的历朝期间，学界通称“六朝”“南北朝”，包括造像、表颂、墓志、摩崖等各类刻石书作所形成的书法风格和审美取向。问题是，在这数百年期间，各种刻石作品作者各异、分布广泛、形态多样，哪些才是“碑学”代表？
大众所熟悉的“魏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造像记，一类是北魏皇家贵族的墓志。两者之间，即有相似共通之处，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所谓“民间书作”，也许就是指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野逸书风，平心而论，《龙门二十品》，推崇它的，说它天真率意、出人意表，瞧不上的，说它用笔荒率、结体粗糙，都说得通。说它是民间书作，斧凿痕迹倒也并无偏颇。但是，在六朝书法的大河中，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支流，完全无法代表六朝书法的真正气象。若以北魏墓志而言，精美如《张玄》、刚厚如《刁遵》、沉毅如《张猛龙》，都格调高雅，美轮美奂，放到唐人之中，毫不逊色。以常理推论，为皇家贵族的逝者书写墓志，怎么可能草草了事，怎么可能找个泛泛之辈来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
因此，所谓魏碑失真、俗格的论调可以消停了。持这种论调的，不过是抱着一种狭隘的“正统”观，将“正统”之外的书风视为野道，予以排斥。或许还有其他潜意识的想法，为自己的师承取法标上高贵的出身，从而自抬身价。自抬身价倒也无伤大雅，自蔽双眼，才是致命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就“楷书”而言，如果只认定法度森严、端庄华丽的字体才算楷书，那便等于自缚手脚，画地为牢。换句话说，修炼楷书如同修炼品性，选择成为正人君子没有错，但不能认定，正人君子就是最高选项，标准答案。因为还有高人奇士、仙风道骨的选项。
把眼光放宽，去审视六朝碑作，这是一个缤纷多姿蔚然大观的书法世界。从不足方寸的墓志，到字大丈许的摩崖榜书，风格变幻，异彩纷呈。深厚凝重者，如《郑文公碑》：
自然率真者，如《瘗鹤铭》：
高远浑穆者，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纵逸飞扬者，如《石门铭》……
只有深入这些书作，才有一种深切的感叹：那个时代的先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是以磅礴豪迈的气度，坦荡磊落的心胸，不拘一格的才情，去尽情书写，写出一种辉映山川，势同江海的浑然大气。
这种大气，自然难以为俗眼所识，被忽视，被轻视，被无视，也在情理之中。普通书者，好不容易才掌握书道规则，还在为争取“合格”而使劲，又怎么理解突破法度，超越规范那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境界？
一些有底蕴有想法的书家，也感觉到了某种格局上的束缚和风格上的雷同，于是便想另辟蹊径，独创面目，出于这样的动机，把眼光放到了魏碑上面，于是纷纷把一些体势迥异的碑作当成效法的榜样。效法什么，本身没有问题，但理解不足，就出问题了。太多的人，把魏碑写得声嘶力竭、张牙舞爪，与魏碑的根本精神已经南辕北辙，离题万里。
魏碑确实是座宝库，既有瑰丽夺目的煌煌之作，也有参悟不尽的妙道深法，想要打开这座宝库，没有钥匙不行。钥匙究竟是什么？一言难尽。并非笔者想卖弄关子，故弄玄虚，而是犬绳不足以牵象，牛刀不可以屠龙。龙象之术，非泛泛之言可以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