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一家网店看见有旧本《静庵文集》出售，这是曾经王静安先生烧掉的书，流传稀少。因为以前没见过，研究之下，却发现不是原书。书订为洋装上下两册，厚黄纸封面，正文为手书油印，在书名页的背面有牌记为“光绪乙巳九月出板”，是根据原书所描摹，差可惑人。虽然这不是原本，应是民国间学术机构印以自用，但刻版清雅、装订规整，观之可喜。只是售价十分惊人，要一万五千元的巨款。去年底上网浏览，想看看那书卖出去没有，书固然还在，然而意外在另一店铺又见一部，是刚拿出来的，却是真的原本，售价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遂赶紧下单买回。书为十六开本一册，古书版式折叶装，铅字竖排，书名页篆文“静庵文集”四字，背面印“光绪乙巳九月出板”，与油印本为同式。最好的是这明明应是铅排线装才对，但却是厚纸面洋装，而这正是我所喜欢的。
《静庵文集》光绪三十一年初版书影
《静庵文集》书名页
《静庵文集》文字页王静安先生殁后，罗振玉写过《海宁王忠愨公传》《王忠愨公别传》《祭王忠愨公文》，又有《王忠愨公遗书序》，皆收在文集《丁戊稿》中。据传中所说，1898年夏，罗氏为造就翻译人才办东文学社，静安先生为在校学生；某一天罗氏偶然看见他题在同学扇面上的一首咏史绝句，大为惊异，自此另眼相看。庚子年先生毕业，罗氏聘他为自己主持的武昌农学校任译授；明年秋，出资给他东渡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一年后因脚气病返国，罗氏又推荐他在南通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1904年秋，罗振玉主持江苏师范学校，于是又移讲席至苏州；1906年夏，罗氏把他推荐给管理学部的大臣荣庆，由荣庆任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和名词馆协修。
自辛壬始（1901、1902年），静安先生致力于治西洋学术，罗振玉推荐给他顾亭林以下至高邮二王的汉学家著作，他只是略加浏览；课余从东文学社日本教授藤田丰八博士学西文，以及欧西哲学、文学、美术；喜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并发挥其旨趣，在1905年结成文集，即是这部《静庵文集》，也是他出的第一本书。
辛亥鼎革时，罗振玉逃去日本京都，静安先生也随其携家东渡。在日本期间，发生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学术由研究西洋转为中国，为了表示毅然的态度还烧毁了此前的书。关于这件事，罗氏的传中记云：“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剏（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兹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公方壮，予亦未衰，暮守先待，后期共勉之矣！
公闻而愯（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庵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三十五以前所作弃之如土苴，即所为诗词亦删薙（剃）不存一字。”
这里是说烧了一百多册书，但罗氏的外孙刘蕙孙曾在《人间世》第三十九期，撰《观堂别传》一文，说烧了三百册。蕙孙当年亦随罗氏东渡，与王国维交往至民国十一年，文中所忆与罗氏传记多有抵牾，亦有有趣的传述，如说：“先生本来专考古文，后来觉得做古文的太多，不易名家，到日本后便想做科学家，后来学西洋哲学又想做思想革命家。……到北京后，得四印斋冯正中《南唐二主词》，极意揣摩，成《人间词》一卷。辛亥重游日本后，又觉词家太小，决意做考据之学。”又议论王氏学问道：“学术方面：考据学当然有高深的造诣，词章方面用冯李、纳兰的清丽救况蕙风派的堆砌，不能不说是革命者；但自己以之作结，确是一个模仿者。哲学思想受西洋哲学思想不少，却不甚精深。”所说的虽不一定为确当，但觉得比正经做的传还有意思，因为说的更近于人情。
关于烧书一事则为：“辛亥渡日后颇悔，自己取所存《静庵文集》三百本当雪堂先生烧去，誓不重刻，所以后来《观堂集林》中并无此书。”没写罗氏劝导的事。
王静安是有识之人，他之弃西学，必不因罗振玉所劝而然，其思想上的原因，可以从他写的《论政学疏》中有所窥见。这篇论文据《王忠愨公别传》所说，是其生前就罗氏商榷用的草稿，中有云：“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返，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也。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遂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则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尙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