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朝的财政问题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才最终演变成了“匮乏”这样的财政危机。
第一阶段是在前127年，卫青率军击溃匈奴，并占领河套地区，而为了保证汉朝对于河套的绝对统治，武帝遂在此筑造了朔方、五原2城，又迁移了10余万百姓前去屯垦，同时还重新修筑了秦代遗留下来的旧长城，而武帝在同一时间行如此规模浩大的行动，最终就导致“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史记.平准书》),“益虚”2字表面武帝朝的财政开始出现了吃紧的情况，并开始有了加深的趋势。
第二阶段是在前123年，因武帝在对匈奴一战中接连发动了河南之战、河西之战这二场动辄出兵数十万的大规模战役，武帝朝开始出现了“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史记.平准书》)的窘境，“既竭”2字说明武帝朝七十余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即将被消耗殆尽，此时财政匮乏问题已初露端倪。
第三阶段是在前120年，因连年的征战，及大规模自然灾害的频发，最终在这一年因山东地区爆发特大水灾，所以导致“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史记.平准书》)，最终也就导致出现了“县官大空”这样的局面，“大空”2字表面武帝朝的财富已经被消耗殆尽，且开始出现了赤字,财政匮乏问题开始恶化。
第四阶段就是前119年，随着汉朝对匈奴最大的一场战役“漠北之战”的爆发，汉朝本就匮乏的财政问题开始进一步加剧，此次出兵光骑兵就高达10万，步兵更是多达数十万(《汉书.武帝纪》载:“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而此战汉朝虽然获得最终的胜利，但却是惨胜，“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史记.平准书》)汉军死伤惨重，军马物资几乎被损耗殆尽，最终出现“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此时武帝连军费都已经开始发不出来了，显然此时汉朝已经面临了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去查阅武帝一朝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武帝朝“财政匮乏”的问题是必然的结果，它的出现并非是突然性的，而是日积月累造成的。而造成武帝朝在前119年“战士颇不得禄矣”这样空前的财政危机，个人觉得无外乎是以下3点原因:
第一、战争。
自前133年到前119年，武帝就接连发动了数十场大规模的对匈战争，其中就包括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这三场规模达数十万的战役。而在这些战争中，虽然汉朝几乎取得了全胜，但所耗费的费用却是巨大的，如军粮、军械等物资的运输，这个支出就足以拖垮大汉，如前119年漠北之战，西汉“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可想而知武帝朝为了应对战争所消耗的费用是多么的巨大。
同时战争过后，后续的消耗更是如同无底洞般。如边防的建设费用，前127年武帝修筑朔方城就“费数十百巨万”，修建一个朔方城就消耗了这么多的财富，更别说武帝后面还接连修筑了五原、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数城，这其中的花费就更是巨大。
第二、赏赐。
武帝朝赏赐所用的财富是仅次于战争的存在，这点从《史记.平准书》中就可以窥知一二。武帝朝的赏赐主要分为二类，一为赏赐有功的将士，如前124年，卫青率军击溃入侵汉地的右贤王，并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五千余匈奴百姓，及百万头牲畜(《资治通鉴.汉纪》载:“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获胜后武帝就下诏“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前121年，两次河西之战，汉军大破匈奴，并占领河西之地，武帝遂“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前119年，漠北之战，汉军彻底击溃匈奴单于主力，汉朝彻底占领漠北之地，武帝遂“赏赐五十万金”，可以说每次大胜，武帝都会花费巨资去赏赐给那些有功之臣，而每次赏赐动辄都是数十万两黄金，可以想像这等长期的消耗显然不是汉朝的财政能够应付得了的。
二是赏赐给那些投降而来的匈奴人。武帝时期，在面对匈奴问题上，虽然大部分时候是采取军事进攻的策略，但是有时候也会采取“政治招抚”的方法，就是只要匈奴人投降汉朝，汉朝就会让他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并厚赏于他们，因此随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接连取胜，投降而来的匈奴人也就越来越多，汉朝的财政压力也就越变越大。
而武帝当时却是全然不管西汉的财政能不能够应付的过去，只要匈奴人过来，他就厚赏。如前124年“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再如前121年浑邪王举族投降，武帝不但下诏“胡降者皆衣食县官”，更甚者“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就是地方没钱了，武帝就从自己的天子御府中拿出钱来赡养他们。
从中可以看出武帝对于匈奴降者赏赐是有多么的阔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那些匈奴降者的赏赐显然已经严重消耗了汉朝地方的财政，最后都逼得武帝只能从自己的皇家府库中拿出钱来供养，可想而知消耗有多严重。
三、自然灾害。
武帝朝的自然灾害是西汉时期最为频繁的，波及的范围也是最广的一个时期。因每次发生自然灾害，朝廷势必就得拿出钱来去救灾，及安置灾民，所以武帝时期，在应付自然灾害一事上，国家的财政支付也是十分巨大的。
如前120年，山东地区发生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洪水，为此武帝“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但因耗费实在太大，朝廷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救灾资金和物资，所以武帝不得不“又募豪富人相贷假”让商人们出钱去贷款给灾民。而之后为了安置遭遇水灾的七十余万灾民，朝廷更是“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史记.平准书》)。可想而知就单单山东一场大洪水就让朝廷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资金，就更别说武帝朝还遭遇过更大规模的大旱、地震等灾害，所以当时武帝朝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所耗费的救灾费、安置费等这些费用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