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言“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建元”就指的是汉武帝所在的时期。汉武帝在位54年，上承文景之治，下启孝宣之治。武帝“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他的“汉武盛世”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并为西汉全盛时期“孝宣之治”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武帝终其一生所开拓的辽阔疆域，也奠定了日后汉地的基本范围，为此可以说汉武帝对于西汉，乃至中国都可谓是功劳卓著的。
政治上，武帝颁布“推恩令”，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地方诸侯王行“削藩”之事，设“中朝”，全面削弱对皇权威胁最大的相权的影响力，立“刺史”，严密监控地方郡县的军政长官，而随着以上各项政策的成功实施，汉王朝迎来了真正的大一统时代；军事上，武帝“威震百蛮，恢拓土疆”，大破匈奴，远征大宛，降服西域，收复南越，吞并朝鲜，一时间“强汉”威名响彻云霄，四夷宾服，天下莫有不敢从者。
经济上，六次币制改革一举解决了困扰了西汉金融近百年的钱币私铸、盗铸问题，并让西汉朝廷彻底掌控住了钱币的铸造与发行权，盐铁官营，让西汉垄断了盐、铁器这两项关乎民生的最重要的商品，为西汉国库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文化上，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外交上，开辟了一条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为东西方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可以说汉武帝在位54年，无论是在政治谋略上，还是在军事、文化、经济建设上，亦或是在对外外交上，武帝都有十分卓越的作为。“汉武时期”可以说是汉代历史进程中一段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它继承了文景之治的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同时也为西汉全盛时期“孝宣之治”的出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此“汉武时期”向来就是史学界最为关注的一个时期，历来对它的研究那是多入牛毛，而在这之中尤以汉武时期的“国家财政”问题最引人注意。武帝时期的国家财政问题可以说是两汉，乃至是整个封建时期最为“戏剧性”的问题，这个时期的国家财政问题在短时间内就经历了一个从丰足到匮乏、赤字，又在短时间内迅速从赤字到盈余这样的“戏剧性”转换，其转换速度之快，让人是瞠目结舌，一时间“应接不暇”。
而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汉武帝时期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国家财政问题，在这之中汉朝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财政问题，武帝又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解决国家财政“赤字”这样的窘境的。
第一阶段:财政的富足
汉初，因“接秦之弊”，所以新兴的汉朝是“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此时皇帝不能凑够四匹同样颜色的马，王侯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老百姓家中更是颗粒无存，可以说此时的汉朝真的是穷的叮当响。
不过随着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越发的稳固，再加上惠帝、文帝、景帝三任帝王“扫除烦苛，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的励精图治下，西汉经济终于一改往日“作业剧而财匮”的局面，迎来了繁荣昌盛的时刻。
此时汉朝是“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老百姓的家中拥有足够的粮食，府库中的钱币是千千万万用都用不光，以致于穿钱的绳子都烂了，而太仓中的粮食更是堆都堆不下去，有些都被挤出在外，以致变的腐烂都不能食用了。
可以想想，此时的汉朝是何等的富有。因此，汉武帝初即位时，他继承的汉王朝就是一个财政充盈，粮食富足，百姓安居乐业的昌盛王朝。
第二阶段:财政危机爆发。
汉朝经过惠帝、文帝、景帝三代帝王所实施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汉朝的国力开始蒸蒸日上，此时不管在经济、民生，还是军事上，汉王朝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因此，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后，汉武帝遂一改往日的“无为而治”，开始向四夷露出了凶狠的爪牙。而后在武帝的带领下，西汉开启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对外征战之路，在这四十余年的时间里，武帝北击匈奴，远征大宛、车师、莎车、龟兹等西域诸国，征服朝鲜，开拓闽越、西南，最终打出了“强汉”的威名，并开拓出了大片的疆域。
可以说武帝对四夷的主动出击，从出发点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国统一政权由内而外巩固统一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必要步骤。
但是武帝却是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汉朝的财政虽然充盈，但那是基于“无为而治”的前提下而言的。以汉初所实行的那种以农业为税基的财政收入制度，它仅仅只能是维持汉朝一般性的支出，而不足以维持如同武帝那般规模庞大，而有频繁的对外征战。
毕竟要知道无论如何，西汉的农业生产的能力也就那样，每年的税收也基本是固定在那个点，所以一旦国家消费大于农业生产能力的话，那么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西汉自惠帝以来，70余年所积累下来的财富被迅速的消耗一空，最终迎来“国家财政匮乏”的局面。
而从《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得知武帝朝所出现的财政问题是循序渐进的，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