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迁都都是大事，如果不是出于政治或军事的考量，谁也不会轻易迁都。战国时代的各国迁都，都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所以各国不得不根据形势的改变不断调整战略。
在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似乎只有齐国的都城没有迁移过，一直在临淄，其他的六个大国至少有一次迁都。
楚国：丹阳——郢都——鄀都——鄢都——陈都——巨阳——寿春。
燕国：燕城——临易——蓟——易——襄平。
秦国：雍城——泾阳——栎阳——咸阳。
韩国：平阳——宜阳——阳翟——新郑。
赵国：晋阳——中牟——邯郸。
魏国：安邑——大梁。
相比之下，魏国只迁都一次，算是少的了，但是最有争议的也是魏国。因为魏国将国都从西边安邑迁到东边大梁，也就是把战略重心从西边转到了东边，正是因为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得魏国没法继续压制秦国，最终造成了秦国的崛起，所以有人认为魏国的迁都是错误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在商鞅没到秦国之前，秦献公已经带着秦国崛起，魏国已经没有实力压制秦国，所以魏国迁都躲避秦国是正确的选择。
战国七雄
那魏国迁都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魏国迁都的时间，关于魏国迁都的时间是有争议的。《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认为是在公元前339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这一年商鞅设计了一场鸿门宴，生擒了魏国的公子卯，并由此打败了魏国军队，实际控制了西河地区，魏惠王由此割让西河地区求和。因西河失守，魏国国都安邑没有了军事屏障，迫于秦国的军事压力，所以魏国把国都迁到了东方大梁。然而《竹书纪年》记载魏国迁都时间是在公元前361年（即魏惠王九年），这一年魏国同时双向作战，在东边作战时打败了韩赵联军，在西边作战时败给了秦国，作为魏国主帅的公叔痤也被秦军俘虏，但是秦国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主动跟魏国求和。
也就是说，如果魏国迁都是在魏惠王三十一年，那魏国就属于被迫迁都，而如果魏国迁都是在魏惠王九年，那魏国迁都就不是迫于秦国的军事压力，而是自己的主动选择，那问题来了，魏国迁都到底是不是迫于秦国的军事压力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从谁对魏国威胁最大说起。
《竹书纪年》
当时谁对魏国威胁最大呢？许多人第一反应都是秦国，因为魏国一直占据着河西地区，彻底封锁住了秦国东出的路线，所以秦国为了争夺河西地区，频繁的和魏国开战，魏国确实也一直在承受着秦国的军事压力。但是根据魏惠王继位之路来看，我认为对魏国威胁最大的应该是韩国和赵国。我之前写过一篇《面对魏国的内乱——韩懿候和赵成候谁的策略更靠谱》可以作为参考，当时如果不是韩赵两国没有协商一致，魏惠王很可能就被杀掉了，或魏国被分裂掉，总之魏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就算魏国丢掉了河西地区，依然有机会继续发展，事实是后来魏国真的丢掉了河西地区，但魏国只是衰落，并没有亡国，由此可见，当时能给魏国带来生死威胁的，并非是处于西边的秦国，而是从三晋分裂出来的韩赵两国。
既然韩赵两国是魏国最大的威胁，那肯定要加强魏国东部的力量，如何加强魏国东部的力量呢？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迁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东方。当时魏国还牢牢地控制着河西地区，秦国被锁在关中没法东出，此时的秦国对魏国还构不成威胁，即便秦献公在石门之战斩首魏国六万余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甚至攻打到魏国的腹地，并夺取了河西地区，但是等魏国收拾好韩赵两国之后，魏国调转枪头要跟秦国真的硬碰硬的时候，秦国连忙把夺取的河西地区又归还了魏国，此时的秦国还没有实力和魏国过招。因为西边的秦国无法真正威胁到魏国，而东边韩赵两国以及齐国都是极大的威胁，所以魏国把国都由西边迁到了东边。
大梁城地理位置
魏国把国都迁到位于东方的大梁，不仅能压制临近的赵国和韩国，而且还能威胁到东边的齐国和南边的楚国。可见魏国迁都的目的是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而不是迫于秦国的军事压力。既然不是迫于秦国的军事压力，那魏国的迁都时间就不可能是在魏惠王三十一年。魏惠王肯定是在即位之初就谋划着迁都的事情，因为迁都需要动用庞大的资源，起码要把大梁城修建好。大梁城地处平原，属于无险可守的地方，魏国如果是在魏惠王三十一年被迫迁都的，怎会选择离赵韩两国如此之近却又无险可守的地方呢？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所以我认为魏国迁都是在魏惠王九年的时候，魏国迁都大梁也是主动迁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而不是被迫迁都。而且《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齐国和魏国的两次战争，一次是发生在魏惠王十八年的桂陵之战，另一次是发生在魏惠王三十年的马陵之战，两次魏国之所以惨败，都是因为大梁城被围困，然后救援时被敌人半路打伏击。当然我很怀疑大梁城被围的事情，也很怀疑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不是同一场战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魏惠王十八年的时候就发生了大梁城被围困的事情，魏国怎么可能到魏惠王三十一年还迁都大梁呢？时间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大梁城数次危及，但直到魏国灭亡前，大梁城没失守过一次，可见魏国迁都大梁为做了充足准备的，不可能是仓促的被迫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