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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虽然礼崩乐坏，但中国历史仍旧是贵族时代。刘邦入关中、项羽焚咸阳，终结了赢秦贵族。再经楚汉战争，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平民时代。
西汉就是一个平民朝廷。皇帝是平民、丞相是平民、朝堂九卿以及郡守高官也是平民。如果不想用平民这个概念，非要把政治精英与平民区别出来，也可以用功勋集团这个标签。
东汉以及三国魏晋南北朝，则是一段豪族发展史。地方豪族不仅称雄地方，而且支配朝堂。中国历史进入到了豪族的时代。即便是源自西魏关陇军事贵族的隋唐帝国，也摆脱不了豪族的底色。
豪族成了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但是，这个路径依赖因为两件事被彻底打破了。一个是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以雷霆之势扫荡了地方大族；一个是黄巢起义，怨恨流毒变风云，以腥风血雨屠戮了两京阀阅。
但是，形势条件的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都是外部矛盾。决定豪族末日到来的，一定要有豪族的内部矛盾。这个内部矛盾就是豪族在唐朝的新变化。可以概括为：豪族们放弃地方基础而将自己的命运与王朝彻底捆绑，于是当大唐王朝末日来临，豪族也就末日来临。
01.豪族的抉择：到底还是权力最重要
魏晋以来的名门望族，首先是地方性的，其次才是国家性的。顶级门阀可以晋级朝堂，成为当轴士族。但当轴士族，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地方郡望。
所以，即便是到了唐朝，豪族们也是首先以郡望冠名的。如山东豪族，主要有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和荥阳张氏等。除了山东豪族，还有关中的关陇贵族、代北（今山西北部）的豪族以及江南豪族。
所以，豪族都是地域性的，他们植根于地方。但是，大唐统一后，这种地域性的豪族势必要与王朝政权实现融合。一个原因是豪族向王朝靠拢才能发展，从地方豪族晋级为国家豪族；一个原因是集权的王朝会自然消解区域性的地方豪族，只有顶级阀阅才能分享王朝权力。
于是，豪族就要面临了两难选择：一个是继续根植江湖但却无法晋级；一个是拼命挤入庙堂但会失去基础。
唐太宗的“氏族志”，正式开启了这个新的路径。唐太宗把皇族和外戚排在了博陵崔氏之前，并确立了以官员品秩确定排序等级的原则。
唐高宗的新“氏族志”，再次严格了官职决定士族地位的排序原则。简单说，就是谁家官阶高、谁家就要往前排，至于历史自然形成家族等级必须让位于权力官阶。
于是，豪族的新路径就逐渐被确定了下来，即权力决定豪族与否，地方郡望、历史渊源以及财富多少都不再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豪族逐渐开始分化。一伙人放弃了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留在了地方，但这伙人很快就被权力所遗忘；一伙人执着于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挤入了两京之地，但这伙人很快就再也回不到地方。
权力和官阶成为最重要的原则。这时候，豪族之间就开启了冷酷的计算。那些连续几代人都没有高官的豪族，就不在被认定为豪族，甚至会从族谱中删除。
02.顶级的阀阅：必须进入到两京地区
地方的豪族要晋级为顶级的阀阅，就必须挤入庙堂、培养出朝堂高官。但是，权力是最重要的原则，而权力又是剧烈变化的。所以，为了确保顶级阀阅的地位，就必须能够一直培养出朝廷高官、活跃于庙堂。
所以，那些积极进取的豪族们，就一定要向两京地区迁徙，即长安和洛阳一带。豪族要晋级为顶级阀阅，为什么一定要迁徙到两京地区？想当然的原因，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底层的原因则是科举制。
一般认为隋唐的政治力量，源自关陇贵族。但从更宏大的层面来讲，隋唐解决了胡汉混一的问题，所以隋唐才能成就统一。而解决胡汉混以问题的这群人，恰恰不是九品中正制下的那些堕落的士族。所以，隋唐就一定要去豪族化，隋唐皇帝跟豪族大家的关系一直就不怎么好。而为了在豪族之外培养出皇帝自己的政治力量，两大帝国就要在顶层设计上做文章。这个文章自然就是科举制。但科举制并没有改变豪族的底色。
唐朝的科举根本就没有公平性可言。考得上、考不上，全凭考生的家族背景。因为在考试之前，是允许考生与主考官之间进行干谒交流的。这种情况之下，文学才华一定让位于家族背景。所以，黄巢这种人屡试不第，也就不奇怪了。
即便是真才实学，也是豪族最厉害。顶级的三所学校，国子学、太学以及四门学以及顶级的名师，全在长安。而且，这些学校一般只服务于官员贵族子弟。这就是一种机会的不均等，地方考生还有什么机会能挤进大唐官场？
所以，豪族要挤入庙堂，就必须迁徙到两京地区。一个是可以通过联姻等手段与权力建立紧密联系；一个是可以方便家族新人与朝廷官员建立亲近的=关系；一个是也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所以，科举制只是规范了豪族进入官场的通道，但改变不了豪族时代的本质。但，豪族仍要服从这个通道安排，所以他们一定要成为两京的顶级阀阅。
03.安史之乱：不同于五胡乱华，所以能扫荡豪族
安史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最大区别，就是它的突然性。渔阳鼙鼓动地来，然后说来就来了。公元755年农历11月起兵，而农历12月下旬，安禄山的十几万大军就横扫河北、攻占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