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其文化与文明起源地，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文化之谜？为了破解这一中国历史谜团，中国先后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20年8月中国国家文物局再次启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2020-2024）重大项目，继续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深入开展。
“夏之兴也以涂山”，在对黄河二里头遗址考古60年无果的情况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2020-2024）项目史无前例地将“夏之兴也以涂山”所在地的安徽加入到夏文化研究之列，促使夏文化研究工作迈入正确的研究方向。
“夏王朝的确定，是探索五千年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这样一个大课题的基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考古学家李伯谦如是说。虽然二里头考古遗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研究遗址，并被一些研究专家解读为夏王朝中晚期的都邑，除了遗址年代接近夏王朝中晚期外，并无任何文献、文化与考古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因此，二里头考古遗址无法建立可靠可信的依据，证明二里头遗址与夏王朝的对应关系。
2020年10月29日在淮河之滨的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举行了“禹会遗址聚落考古新发现学术交流会”，国内史前研究专家齐聚涂山禹会村，确立、探讨、交流了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新发现的聚落与城垣的考古学意义，对夏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
研究夏文化，首先要确立夏王朝的地望，在夏王朝地望之外去研究夏文化，只能是舍本逐末、水中捞月，无法使得夏文化研究取得令世人信服的学术成果。“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些中国文献典籍中的记载无不将大禹治水与夏王朝的建立，指向淮河涂山这一明确的地理标志。离开了对淮河涂山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夏王朝与夏文化以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就无从谈起。因此，夏王朝研究离不开涂山，夏文化研究离不开涂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探源离不开涂山；一言以蔽之，淮河涂山是展开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基石，不论你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
政体的更迭、统治中心的变化可以有一个地理的跳跃，但文化的形成、文明的建立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在文化文明形成的初期。夏王朝的建立在淮河涂山，那么夏王朝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的文化与文明的形成，也必定诞生在淮河涂山地区。因为，作为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是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民众基础与文化基础。没有雄厚物质基础，是养活不了众多的民众；没有众多的民众，是培育不了文化；没有广泛文化的基础，是建立不了文明；没有高度的文明基础，是建立不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正是建立在尧、舜、禹时期形成的高度华夏文明，并成为华夏民族、中华文明万世敬仰的黄金年代。
因此，禹会遗址城垣的考古发现与城址外围200万平方米范围内龙山文化遗迹聚落的考古发现，反映了龙山时代淮河涂山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的社会背景，也是淮河流域中华文明史前城市化的记录。禹墟遗址考古新发现证明了夏王朝在涂山地区的建立，是有着丰富的人口基础与文化基础。
中国文献典籍记载，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大禹与涂山氏之子启在尧舜禹时期积累形成的文明基础上，终于在涂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开启了华夏文化与中华文明高速发展时期，成为华夏民族与中华民族称谓的来源。因此，从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过程来说，不仅大禹治水在涂山地区，夏王朝建立在涂山地区，而且尧舜禹禅让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于涂山地区，涂山地区是尧舜禹生产生活统治的中心地区。
正因为尧、舜、禹生产、生活于涂山地区，管理着涂山淮河上下游的华夏人民，治理淮河几年一遇的淮河夏季季节性水患，就成为尧、舜、禹首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淮河流域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不仅现代是，在古代粮食生产更是一个地区文化文明发展的基础。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保障华夏人民的生产生活，尧舜禹把治理淮河水患作为仁政的第一要务，就理所当然。就如新中国建立之初，“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就成为新政权造福于民的首要工作。
禹会村考古遗址，不仅是中国文献典籍记载大禹会诸侯之地，同时也是尧舜二帝治理天下的都邑。正因为其位于淮河之滨，直接遭受淮河洪水的侵害，治理淮河洪水的任务更加迫切。当大禹之父鲧，经过九年时间的筑堤，来保护禹会村的尧舜都邑，再次遇到淮河大洪水时，功亏一溃治水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