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宋林霖 梁琰
以人民满意而非以资本满意为治理目标是解决当下城市问题的根本依归。
图片/hellor
作为国家各类生产实践的场所和载体，“城市空间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在空间中的生产、生活、交往，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源泉，塑造着空间结构与面相。
不可忽视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疑难问题也在城市中以空间的形式显现：社会秩序失衡、空间正义缺失、资本对其他空间的侵蚀、公共生活空间建设不足、城市空间商业化、城市风貌千篇一律等，城市的风险不断累加。
城市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治理的延伸和重要抓手，城市空间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治理维度。以空间理论审视和思考城市建设中面临的诸多风险，为我们重新审视城市治理提供了新视角。
城市空间的意蕴
城市空间治理的权力意蕴首先要求秩序的发展。城市并非孤立的地方共同体，而是国家整体建设的重要一环，要在服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下进行框架内的建设发展。党通过政治领导指导城市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使党的意志在政府的决策和执行中得以贯彻和实施。通过影响权力间接塑造城市空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塑造着城市景观与面相，深层次地将党的意志与党所代表的生产关系赋予城市空间内涵，而被权力塑造的城市空间贯彻着权力的意志和要求，解构原有秩序并构造相应的政治秩序。
空间的市场意蕴首先意味着空间的生产承载功能。市场经济是除权力要求之外的城镇化的又一推动力。经济建设是当今城市所承载的重要功能之一，经济运转以自由流通的市场要素为主要特征。从内部性而言，空间是承载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一定的经济活动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同时，市场经济促使城市空间不断分化与重构，城市空间被赋予新的意义、价值及功能结构。市场经济逻辑要求不断挖掘城市空间的内在经济价值，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润为根本导向，市场经济的这一诉求必然推动着城市景观的迭代。
空间的市场意蕴意味着资本的空间化。城市空间不再单纯地作为活动、生产抑或是控制的场所，也成为资本追求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新的源泉所在。资本以不断再循环追求更多剩余价值为终极依归，意味着资本必然以经济洼地为运动指北，要求不断聚合城市内部有限的各类要素以最大限度甚至超出限度进行空间生产。同时导致空间分化，这种空间分化使得不同空间群体享有差异化的空间权益和城市公共服务，进一步扩大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此外，资本的商业化运作消解了城市的本身风貌和独特的城市历史文化，现代化空间的千篇一律，公共空间的异化，意味着居民权利感、场所感和归属感缺失，意味着直接剥夺了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体验。
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城市区域空间和领域空间规划不合理。权力对于城市空间的建构与治理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不同时期国家发展规划下城市发展理念、建设指标及历任领导者间的关注差异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现有城市诸多遗留问题和产生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不同阶段的发展理念和施政指向，深层次体现着政治权力对于地方城市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价值取向，并代表不同的发展要求。城市化与工业化虽然伴生发展，但两者并不是协同推进的。初期城市建设的户籍管理等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局面，导致城市化进程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形成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并延承至今。
第二，市场空间侵蚀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市场特别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推动城镇化的另一重要动力。地方政府借由市场机制，将土地和城市空间转化为商业资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抓手。通过土地的市场化运作支撑地方进行新城区、新产业园区、新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老城区改造等城市空间改造和扩张的财政;通过工程外包、项目竞标等形式，借助市场力量深入挖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点，吸引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生产。在现代资本生产中，空间并非独立且无属性的自然生活和生产场所，资本以逐利为旨归,决定其并不为人民的福祉和城市的有序美好空间建设而努力。市场空间对其他城市空间的侵蚀和异化，主要体现在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支配渗透与空间的商业化消费化，缺少规制的资本必然对市场空间外的政治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产生侵害。政治腐败权钱交易、以钱为本向钱看齐、生活对象的消费化、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均显现着资本超脱市场空间对其他城市空间侵蚀和异化，对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收获感、满足感，对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产生负面效应。
第三，空间权益配给失衡。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实质上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村土地、人力等空间资源转化为城市空间资本的城市空间扩张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对空间资源的过度生产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城市规划一变再变不断创造新建设热点，新园区新城区建设项目不断上马、卫星城等超前建设造成“鬼城”;城市空间边界不断扩张，同化吸纳近市乡村，大量农村土地转化为空间资本迫使农民职业和身份转变，然而受制于城市户籍管理以及与之绑定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城市资源在居民身份上的限定，造成空间权益的缺失;土地财政模式在资本运作下导致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城市土地“圈而不用”造成闲置浪费，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城市景观千篇一律。资本驱动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消解着城市风貌，也溶解着城市赋予人们美好生活的空间历史诉求与现代化城市中的心灵归宿和历史归属功能。资本的逐利性也使得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聚，导致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在城市地域意义上分布不均衡以及空间权益在社会空间意义上配给不公平。在此意义上，权力和资本形成“合谋”，固化的城市区域分化导致的贫富和社会空间权益的差异化，以及与此配套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共同造就了“新贫困空间”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