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
2019年11月3日，我博士论文增订再版座谈会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会议室举行。当天早晨，自2018年6月就因病入住华山医院的王老师突然告知周武兄，他要出席会议，“给我一个惊喜”。得到消息时，我正在赶往会场的地铁上，心情自然难以平复，情不自禁对同去的爱人说：“毕竟是业师！”
1996年随沈渭滨老师硕士毕业进历史所工作后，一直想找机会念博士，当时上海中国近代史博士点稀少，博士导师稀缺。我毕业那年沈老师退休，十分关心我的继续成长。一次学术会议饭桌上，正与王老师等谈笑风生的沈老师突然说我可以考王老师的博士。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王老师专治古代史，我随沈老师读近代史，专业差距太远。已忘记王老师如何回答，但这慢慢成为我的念想。
当时我的兴趣正聚焦于近代农业科技改良与区域社会变迁，想借助地质遥感图片选取两个地质资源与自然环境完全相同（包括土壤与地层、地形）、属于不同政区的区域进行比较研究，自身的成长经验与野外地质工作的观察，感觉到即使在同一政治制度下，不同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命水平有共同点更有不同点，值得专门研究。王老师虽研究古代史，但他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与宏观论述极大地吸引着我，特别是反复阅读发表在《史林》上的《关于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思考》，深深为其理论深度与大气磅礴所折服。先我入师门的周武兄，给我看了一份王老师给他们所开讨论阅读书目，全是史学名著与最新社会科学理论著作，更激起我投身王老师门下的冀望。承蒙王老师不弃，1999年开始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同级同学还有王志明和程志强。
除平常聊天之外，王老师也给我们开课，就是后来修订出版的《中国历史通论》。与硕士生一起上，晚上在系里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于是，对古代史一窍不通的我，游弋在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不断研读《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辨析》《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国有”性质辩证》《帝国时代商人的历史命运》等，领略老师对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精彩探究和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艰难曲折的思考。作为一门课程，王老师还召集我们对同门博士论文选题“评头论足”，这不仅可以完善论文作者的思考维度，更为我们自己的论文选题与具体写作提供借鉴。在不断学习与研讨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古代史无论多小的题目，解决后都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关键性贡献；近代史无论多么大的题目，在整个中国发展史上都属于小问题，费去九牛二虎之力解决，意义似乎也不大，因此曾有些悲观与动摇。
因在职读学位，事务性工作不少和自己的怠惰，原初计划最终放弃，继续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展做博士论文，题目为《民国科学社团与社会变迁——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会学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后收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年修改出版时，我在《后记》中曾说王老师“高屋建瓴，从论题所要讨论的问题意识到论文需要关照的论域，论点的逻辑论证到历史事实的实证，都提出了极为精当的建议”，没有透露最为紧要的秘密：博士论文“结束语”前面部分那些文采飞扬的段落和意蕴隽永的用词都是王老师的“手笔”，完全不是当年的我所能（当然今天的我也不能）写出的字句，诸如：
从美国绮色佳小镇走来，到1960年黯然退场于上海，中国科学社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山重水复，可以容后人反复思考的空间很大。
中国科学社诞生的前前后后，恰好中国遭逢历史上三千年来未有之社会大变局。从宏观上来看，它在百年新陈代谢进程之中灵光一现，浪花飞扬，留下不少值得追思的业绩。但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情节，众多时代演化环节中的一环，它自身的命运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把握，更多地受到时代的设定、制约。
以传播科学、发展科学、实践民主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锲而不舍地开拓进取，多次或主动或被动调适过自己的社会角色，享受到了为科学理念和科学事业奔走呼号的职业化乐趣，也备尝在新旧杂陈的社会夹缝中争取学术社团生存的艰辛。潮声消寂，海滩上留下一道道沙痕，令人流连回味。
记得当年将论文正文写好后，对“结束语”毫无感觉，于是将全文发送给王老师。几天后，王老师返回给我这样的开头，并有一些纲领性的建议。我按此写下去，结果得到出版社所请审稿专家、中国近代科技史倡导者、中科院政策所樊洪业先生的激赏，由此机缘樊先生成为我学术生涯中第三位恩师。
当年论文答辩会合影：答辩委员左起戴鞍钢老师、杨国强老师、江晓原老师和周振鹤老师。沈渭滨老师也是答辩委员，当天因为突然生病未能前来，由戴鞍钢老师代为宣读意见。李世众兄是答辩秘书。
王老师因其视野的宽广与思考的深度，对我的研究总能给予提升高度的指导。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他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始终是一对关系，在中国近代明确提出来，到目前为止，我看出来还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交融问题。……还需要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探讨。这样，这个课题本身研究的延长线很长，不是把资料做完就完了。这个延长线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有帮助的。”思考科学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关系与演化、寻求科学与人文交融途径，是我未来学术道路上一个高悬的目标。
除理论思考与辩证思维之外，王老师对我行文中的用词准确性与简洁性也有极大的帮助。刚到所里那几年，因为各种任务较多，逐渐被归入“快手”行列，自己虽有所醒悟，但一时间还找不到“抓手”。后来与李世众兄等一起随王老师编撰华东师大版全国中学历史教材，王老师对每句话的精雕细琢，对每个用词的反复推敲，对冗词的坚决删除，对我在逻辑、修辞、语法与语境上都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11月3日，王老师在发言中还说：“我今天来还有一个意思，代表张剑的老师沈渭滨。……我想，如果渭滨今天在的话，他的高兴劲可别提了，一定是手舞足蹈，因为他是表现型的。”沈老师和王老师是我学术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两位恩师，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上课都非常好，激情洋溢，引人入胜，学生们时时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知。如果有排名的话，沈老师上课在复旦历史系名列前茅，王老师在华师大历史系也不居人后。第二，嫉恶如仇。常常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对学术界的不公与不平总是“拔刀相助”，极力维护学术规范与学术尊严。对抄袭者的痛恨有时会延伸到导师，指责他们的失职与失责；对导师在学生论文署名甚至完全窃取学生成果也同样深恶痛绝。第三，都具有元气磅礴的生命力与积极乐观的生命意识。两人因病都有脚疾，不良于行，沈老师晚年以文明棍助行，仍然腰杆挺拔，不要人搀扶；王老师更是借助“宝马”走四方，观风察俗。他俩因研究方向不同，专业的学术讨论会上很难聚在一起，但上海本地的不少学术活动上常常见面。在会场，他们往往因观点犀利或论辩出彩成为会议的焦点，两人有时也会互相论争，打打嘴仗，但多数是声气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