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四行孤军究竟有多少人？
从四行仓库退出后，孤军人数逐渐清晰。具体数字首先由《大美晚报》在10月31日披露：
在四行储蓄仓库内作光荣的撤退之华军，现据大美晚报记者向华军**探悉，共计三百七十七人。连日忠勇作战之结果，伤者共有五十余人。
包括《申报》在内的多数报纸也于次日引用了这个数字，唯有《新闻报》称其为“三百七十一位壮士”。
此外《字林西报》《**报》《密勒氏评论报》关于孤军人数分别报道为：370人、379人、354人。
总的来说，尽管在精确的数字上还存在一定差异，但从孤军撤出四行仓库后，在两天内八百余人的说法便逐渐被更准确的数字所代替。谢晋元于11月2日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也证实了四行孤军的具体人数：
……外报记者首询自我闸北孤军退出四行堆栈后，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记载，并比较《新加坡路中国士兵拘禁营拘禁兵力实况清单》，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中的实际人数为355人，谢晋元之后与工部局的书信中也再次证实了这个数字。再结合之前有关孤军伤亡的信息和谢晋元的说法，因此得出结论：
孤军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伊始总人数为420人，在战斗中牺牲或送出治疗的人数之和为43人。10月30日12点在布置好各连撤退情况后，清点人数为377人。在撤退过程中有一定人员伤亡，这些受伤的士兵都被送入租界指定的医院，如国际红十字医院、宏恩医院等接受治疗，未受伤而直接进入孤军营的人数为355人。
四
杨惠敏渡河献旗之谜
在四行仓库的诸多传说中，女童子军杨惠敏献旗可以说是一个传奇的故事。不过即便在当时，对于献旗的经过和细节也是众说纷纭。
杨惠敏
杨惠敏，江苏镇江人，据她自述，1937年8月初她高中毕业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工厂已经停工，她便满腔热血地加入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参与难民服务工作。
在回忆录中杨惠敏称：10月26日晚，她说服英国士兵，成功进入苏州河北岸租界，并在一名中国办事人员的帮助下，进入了西藏路上的英军碉堡。在与碉堡英军士兵的对话中，杨惠敏惊讶地发现还有一批中**队死守四行仓库，并得知他们需要粮食、弹药和擦枪油。天亮后她骑着一辆脚踏车，一个人到市商会去找商会会长，但会长王晓籁并不相信一个女童子军的消息，于是27日晚上杨惠敏再次穿过新垃圾桥，来到桥东的茶叶大楼，找到了万国商团俱乐部里的电话机管理人，在其帮助下修通了四行仓库的电话机。在天快亮的时候，杨惠敏“把事先抄好的市商会电话号码包好，丢进四行仓库，叫他们直接打电话向市商会求援”。
1938年，杨惠敏（右一）与冷雪樵（右二）等合影（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收到孤军电话后，王晓籁亲自邀请杨惠敏一同去送物资。在随后的庆功会上杨惠敏提出四行仓库上应该要悬挂一面国旗，王晓籁非常赞同，“立即拿起电话，定制了一面十二尺见方的国旗，酒席还未散，那方国旗已送来了。”杨惠敏自告奋勇，接受了向孤军送国旗的任务，她将国旗裹在内衣外面，再套上制服，入夜后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附、上官志标副团长、杨瑞符营长，还有好几个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我。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晋元）他立即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
书中将献旗经过绘声绘色地道出，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无论是献旗的准备、时间还是内容都与其他报道记载有较大差异。
在曹志功的《杨惠敏渡河献旗之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八百孤军固守四行仓库后，某日上午我忽接得一电话，谓系四行孤军打来，对方自称谢晋元，谓该军拟在所守仓库之屋顶上悬一中国旗，以示与附近太阳旗有别，唯库中无较新者，嘱设法送一新旗去。……大约当日下午三四时，厦门路一收容所（记得系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所办）来一电话，谓有一人渡河至该所，自称系四行孤军派来，询问商会地址，并要一国旗云云。我即请其派人陪同来会，未几即由一女童子军陪一便衣大汉前来。晤谈之下，始知女童子军名杨惠敏，系某校童子军**往收容所服务者。
在叶春年的《给四行孤军送旗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那天午饭时，另有泥城桥附近学校童子军团有一位女童子军名叫杨惠敏，曾与仓库守军接触并且传递过去一面国旗，她亦来商会说该旗尺寸较小。……不多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即装了十几个**袋。用牛皮纸包好一面最大尺寸国旗，再加上旗绳，我特地回家把家里一根最大最粗竹竿送到宁波路战时服务团团部。
当天晚上并无月光，深夜十一点钟卡车出发沿河南路北去至河南路桥，……车上除驾驶员外，我和何惠祥等六位团员，还有童子军理事会赵邦镛郑炅樟，立报馆白广荣。到达泥城桥东面小横路口卡车停下。……我们暗中摸索稍靠桥南远处几只电灯光源。我第一个匍匐蛇行横过桥面到达仓库旁边一家小烟纸店，卸去一块排门，店堂内墨黑。有几个士兵立在柜台上接受了我送去的一面大旗、一根竹竿之后，用粗长麻绳将一大包一大包的物资由几个童子军拖着拖到店柜边上运进去。……因为麻袋装物太多，笨重异常，故而动作快不出来，等到全部送完搭车回到团部，已经半夜二时。
杨惠敏我就在那天见到她。她那时也参加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她有一个臂章是第四十一号。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但是她那天在桥堍和那里守军联系亦属实（是守军过桥来联系还是她过去我不清楚，因此无法说明）。她那时自己说十七岁，有人说她二十几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