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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法律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5年内不得转售，或用于商业经营；还有规定一个家庭不允许购买两套组屋等条例，限制了以投资为目的的购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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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像组屋申请资格中，有针对“已婚夫妇”开设的绿色通道，反之，单身的公民则要等到年满35岁，月薪低于6000新币才能获此优待。这也被当地年轻人吐槽为“变态的催婚政策”。
来自不同民族的居民，混住于此。/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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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其他地区避无可避的“老无所依”问题，也得以通过组屋回购计划化解。政府出资回收组屋的部分屋契，年迈的屋主可用这笔钱购买更便利实惠的老人公寓，或直接套现，过潇洒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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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政策和法规，落到个人身上，无论是租房或买房，都最多不过是占去他们月收入的10%。剩下的部分，自然是该吃吃，该玩玩，该交税的交税，该消费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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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着政策的不断更新，组屋早已不再是单一面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它还惠泽到一部分中产，这些人群也将为新加坡的经济带来更多活力。
新加坡一处商业街。/unsplash
当然，在政府文书里看起来万分理想的组屋政策，实际落地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新加坡拿到绿卡两年的张先生告诉我们，组屋的用材、隔音、人均房间面积都不甚令人满意，居住在这样环境里，他常常会感到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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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对居住在楼房中的不同人种比例都有严格规定的组屋，还常常被视作“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西方媒体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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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再多这样的弊端，也止不住它便宜呀。”吐槽完组屋的种种不堪，张先生又补充道。每个月付完房租，他手中还攥有自己95%的薪资。
更关键的是，这个小小的房间，让生存不再是他需要花精力去思考的事情，如何认真生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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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国内，每每有新的大学生走向社会，刚刚经济独立，媒体、公众号、职场前辈都会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要尽量将租房花销控制在收入的30%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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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我国经历的几次房改当中，都能看见新加坡模式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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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像1994年，我们就曾效仿新加坡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以及“五险一金”中的住房公积金，也被普遍认为几乎是照搬了新加坡公积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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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今日，作为改革先驱的深圳仍在提学习新加坡，这也正侧面反映了前几次房改的“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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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低，受益者仍集中在中高收入人群，大多数人身上公积金的功效仍未充分体现；地方政府选择拥抱土地财政，也让我国楼市转而走向了“香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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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性质同为国有土地，人口密度相当，香港所走的路子却和新加坡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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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本社对比分析两地住房模式得出结论，香港房价高涨，完全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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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英国在回归前将香港土地出售套现，中英双方曾在1984年底约定每年批出的新地不得超过5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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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每年仅有一个大型楼盘可供出售，严重供不应求。批租制度也让手握大量资金的大地产商实现垄断，直接推高房价。
香港道路一侧。/unsplash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香港更是年均仅出让土地5公顷，为的也是借土地财政，解决政府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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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从1986年到2017年，香港港岛、九龙、新界的私人房屋均价分别上涨 20倍、20 倍和14 倍。去年，香港一套26平米的房子成功出售，成交价格为1090.98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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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香港政府也在同步建设公屋，到2016年，有45%的人口都住在保障房中，但公屋的轮候时间已经飞涨到5.5年，还有几十万人蜗居在更憋屈的方寸之间，等待房屋署的来信。
《一念无明》中主人公父子俩的家仅容得下一张上下床。
新加坡和香港不同的地方在于，从英殖民中独立后，HDB成立，政府当即颁布一则《新加坡土地收购法》。据该法律的1985年修订版本，“当某一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或发展公共事业需要，总统即可以公报形式宣布该土地将按通告中说明的用途加以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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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建设组屋的土地，自然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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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条法规，新加坡政府牢牢控制住了土地资源，土地的价格也只有政府有权调整，不受市场抬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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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英国王室还拥有新加坡31%的土地，到了1998年，新加坡政府公开占有土地80%。和公有土地面积一同逐年攀升的，还有作为住宅建设的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