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戏曲现代化需要面对传统戏曲所包含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也需要面对观众关于传统戏曲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还需要面对编演与观众之间关于新建戏曲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的相通性，同时，还需要做好观众的知识储备、思考模式以及对于话题所持态度的调查分析，方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因此，面对戏曲现代化，如果编演者认为自己准备好了，那么，应该考虑到观众是否准备好了。毕竟，戏曲现代化是需要编演与观众在面对戏曲所负载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下“共谋”实现的一个目标。
《乡关回望》
绾结上述，戏曲现代化，需要面对传统戏曲所负载的知识体统和情感内涵。戏曲的故事、形象，以及动作程式、脚色行当、唱腔、服饰、道具等各种表意元素，在长期的碰撞与调适过程中达成了平衡、融合的状态，共同构成了传统戏曲的表意系统，也粘附了观众关于戏曲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
戏曲现代化所携带的新观念的注入，新元素的加入，新故事的展示，不能破坏传统戏曲培植起来的这种融合的韵美和表意元素间相互照应、粘连的和谐，否则，就会破坏戏曲传统所具有的这种融合和平衡——这种融合和平衡不只存在于戏曲本身，还存在于戏曲与观众之间。
如果戏曲现代化所带来的变革割裂了这个融合和平衡，只是借用现代艺术元素而不注重它与戏曲整体表意系统的融合，既不融入传统戏曲所负载的知识体系、情感内涵，也不粘附在现代生活所根植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上，那么，这样的现代艺术元素的使用，就只是自娱自乐的东西；这样的新故事展示、新手段运用，反而既背向于传统，又漂浮于现代了。
注释：
[1] 周同宾. 乡关回望[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59.
[2] 许晓婷，张春晓. 论熊式一改译《王宝川》风波的跨文化形象学内涵[J]. 戏剧艺术，2018(3) ．
[3] 宋春舫. 一年来国剧之革新运动[M]//宋春舫论剧二集. 上海：文学出版社，1936：49-50.
[4] 洪深. 辱国的《王宝川》[M]//洪深文集：四.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5，247.
[5] 胡妙胜. 戏剧与符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23.
[6]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吕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
[7] 徐进. 傅全香的艺术魅力[J]. 中国戏剧，1988(8).
[8] 鲁迅. 社戏[M]//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9-569.
因为它们之所以经典、优秀，就是因为它们蕴含了戏曲传统的优势因素，体现了传统戏曲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同时也勾联了一个关于戏曲的复杂、深厚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而且这些因素经过了历代艺人的不断努力和民众的长期接受，已经与戏曲表意系统融合为一体了。
我们想要深刻地理解它，感受它，就需要细致深入地把握它所负载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否则对它的韵美就只是表层的认识，停留于眼中的绚烂而非心中的绚烂。
同样，我们想要变革、创新它，也需要了解它所负载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戏曲现代化，当然需要加入现代元素，这应建立在现代人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上，或者说要致力于培植戏曲新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这就需要面对戏曲的故事形象和表意符号所负载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了。
傅全香在《情探》中饰演敫桂英
在故事形象方面，戏曲的现代化往往会因为传统戏曲的故事、人物所负载的观念意识，而要作出符合时代生活的变革创新，这时，就要面对民众对于戏曲所具有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了，尤其是在一个故事、一个形象上所粘附的知识和情感，并非仅仅赋予它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即可达成戏曲现代化的目标，就能使戏曲现代化得以成功的。
1950年代，田汉参照川剧《活捉王魁》而改写传统王魁故事戏，编成了京剧《情探》。
他为了呼应当时破除迷信和封建思想的主流价值观，在桂英被王魁负心抛弃的情节设置上，舍弃了传统的写法——桂英悲痛自杀，变为鬼魂，然后向海神救助，鬼神帮助她惩罚了负心郎；而是写桂英在自杀时被义士刘耿光救下，刘对桂英的遭遇义愤填膺，助其上京质问王魁，最终义士刘耿光活捉了王魁。
这样的改写，虽然桂英不是鬼魂的身份也同样达到了复仇的结果，虽然最后王魁仍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这种情节设置使得桂英的反抗精神大打折扣，也让桂英前期在海神庙的“阳告”显得软弱无力。
而原剧中基于鬼神观念的情节设置，关键点并不在于桂英是得救或死亡，而是在表达效果上，桂英自杀而鬼、鬼而复仇的经历，能够有力地向观众传达出她的悲痛与绝望，反衬出王魁的负心与绝情，从而使观众深刻感受到剧作的悲剧力量，由此而获得震撼人心、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
川剧《情探》剧照
所以，在当时，这个思想观念先进的田汉改编本的演出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观众仍然认为原版本中那个变为鬼魂的桂英形象更令人印象深刻、心灵震撼。
正因如此，1956年，田汉夫人安娥对田汉改编本又进行了修改，表示“一定要出现鬼，要出现一个美丽的鬼”[7]，1957年田汉又在此基础上对《行路》《阳告》二出作了一定程度的改编，以此为本的傅全香版越剧《情探》的演出即获得了巨大成功，翻拍成的电影版越剧《情探》亦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还有一个可作参照的例子。十八世纪在欧美上演的《中国孤儿》，改编自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它为了合乎西方观众的戏剧接受习惯，对负载于《赵氏孤儿》这本戏中的知识体系和情感内涵进行了改造，如表现手段上的改变是去掉曲唱而全为对白，故事情节上的改变是按照三一律而把故事的时间跨度由二十年缩短为一个昼夜；至于原剧具有的“崇高的情感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虽被保留，但驱动力并非原剧中程婴作为赵家的家臣或朋友身份所要求履行的忠义观念，而是伏尔泰所说的“充满仁爱之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