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晔旻
丘吉尔后来感叹，“当时除了坐视首都完全毁灭外，我们看不到其他出路。”好在伦敦以及全英国的居民顶住了他们所受的一切打击，坚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的来临。整整六年时间，希特勒的军队没有能够渡过英吉利海峡，因此德机大举轰炸与导弹袭击变成了英国老百姓对于战争恐怖的直观感受——而且，在全世界的英语国家里，也只有英国而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新西兰有着这样的独特经历。
这无疑会成为作家灵感的渊薮。比如，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年）就写过一部以伦敦空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题为《日中》。书中的女主角——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中年妇女——爱上了一个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受了伤的英军军官，不料他是为德国搞情报的间谍，最后在英国警探的追捕下跳屋身亡。其中的部分情节，似乎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拍摄的著名二战影片《伦敦上空的鹰》。耐人寻味的是，在伊丽莎白·鲍恩笔下，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德国轰炸机，而来自人，各色各样可憎的人。
英军拆弹部队的戴维斯中尉（R. Davies）正在伦敦街头小心翼翼地处理一枚1200磅的延迟炸弹
在英国文学中，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作品，当属伊夫林·沃的《荣誉之剑》三部曲，它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武装的人》 （1952） 《军官与绅士》（1955） 《无条件投降》 （1961）。虽然命名为“荣誉之剑”，其内容却是对荣誉的幻灭。用文学评论家的话说，“作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衰落和消亡，其技巧无人能及，其深度是人们以前没有在他身上发现的”。比方说，《荣誉之剑》第二部《军官与绅士》的一开始就描写了伦敦连夜遭受德国飞机的猛烈空袭，然而俱乐部里的绅士和军官们却在照常饮酒作乐。正因如此，《荣誉之剑》也成了伊夫林·沃的讽刺艺术的巅峰之作。
不过，从表面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文学的影响似乎不及上一次大战。直接反映战争的诗有一些，小说就较少，回忆录也不多（当然丘吉尔例外，他的《二战回忆录》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没有出色的剧本，只是在电影里有过较多表现。
但从另一方面看，英国文学中不经意间还是留下了不列颠之战的印记。甚至在乔治·奥威尔最伟大的作品《一九八四》里也仍旧能够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书名来自作者创作年代（1948年）数字的倒置。彼时，战时伦敦的印象仍然牢牢留存在奥威尔的记忆里。在小说的一开始，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观看了一部击沉难民船的新闻纪录片。这一事件的原型正发生在“不列颠战役”之中。1940年9月27日，游弋在大西洋的“狼群”击沉了一艘英国游轮，船上载着前往加拿大的90名儿童及90名陪同人员。将近300名乘客和船员丧生，只有7名儿童幸存。与《一九八四》中的情形一样，两次事件中的客船都毫无自卫能力，儿童是主要的受害者。
实际上，《一九八四》里的大洋国“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伦敦，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不列颠战役时的影子。在这座一片瓦砾的城市里，火箭弹往往不期而至。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轰炸机扔下的炸弹。而艰苦的生活，更与战时如出一辙。现实中的乔治·奥威尔抱怨“住房条件极差，食物虽然不是真的不够，但单调得难以忍受。香烟、啤酒和像蔬菜那样不实行配给的食物价格高得离谱，衣料配给越来越紧张。”而小说中的温斯顿·史密斯也在哀叹：“房子摇摇欲垮，面包黑乎乎的，茶叶成了稀缺之物，咖啡尝起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缺乏舒适感，到处是灰尘，物资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凉的水，粗制滥造散落开来的香烟，出奇难吃的食物……”
BBC工作时期的乔治·奥威尔
由此可见，英国人民与纳粹德国侵略者之间的这场生死搏斗，已经深入到了大不列颠一代人的全民意识之中。就像安格斯·威尔逊在《伊丽莎白·鲍恩小说合集》序里所说的那样，“当人们把英国文明史当作人的精神的一种奇特而又光荣的体现来回顾时，空袭下的伦敦必将在这历史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比战争本身还重要，也比战后社会和政治的起伏变动更重要。它将同一战时的战壕一样载入史册，都是英国人行为和感觉的特殊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