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运作首先体现在其对贡品的掠夺上。东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横的超级大国，每年都有很多国家派使节到洛阳与朝廷交流感情，巩固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这些使臣受外国君主差遣委派，自然少不了要带来各地的国宝奇珍、昂贵豪礼，用以讨好取悦大汉天子。按照当时正常的进贡流程，需要这些使者先递交国书及一份进贡礼品清单，然后由专员按单核对清点查收后送入国库，登记造册成为国有资产。皇帝想要什么东西时，可派人到国库提取，个别特殊些的还需经有司审核，方能到达皇帝手里。按说这也只是古之以来国家财产管得的旧例，无规矩难成方圆，当然无可厚非。可刘宏这位奇葩天子却嫌这套程序太过麻烦，所以干脆就赶在贡品入库之前按比例抽取提成，直接送到皇宫中交给他，并美其名曰“导行费”。外国贡品岁岁不断，“导行费”自然也就年年不绝，财源滚滚，可谓是无本万利。
在这项收益不菲的“导行费”产业步入正常轨道实现“良性有序”运行后，这位大汉天子又把目光盯上了另一项大产业——田赋，也就是前些年我们常说的“农业税”。东汉年间，田赋收入在国家经济体系中至少要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刘宏能着眼于此，实足可见其疯狂敛财的智商绝对是超乎寻常的高绝。为达到其从中大肆捞钱之根本目的，他先是传诏天下臣民，谎称因故必需要翻新扩建皇宫建筑，为避免出现财政赤字，所以要把农业税的征收比率提高。如此一来，全国有上亿亩田地，每亩多征收田赋十钱，一年就可以多收十几亿、甚至数十亿钱。接着他又发出一道诏书，谎称修建皇宫急缺各种木料，要求各地官员有多少送多少，紧急调往洛阳，朝廷将高价收购；地方官们接旨后当然不敢不照办，及时按要求把大量的木材送到京城；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负责此事的太监们竟然用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鸡蛋里挑骨头的挑剔标准去检查验收木料，千里迢迢运至京师的木材十之八九都会被认定为不合格而拒绝接收。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木头怎么办呢？汉天子的生财妙招儿就来了！各地运来的不合格木材，必须按照原定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标准便宜卖给朝廷，然后朝廷再按正常市价回卖给各个地方，否则将从严治罪！就这样把全国各地给折腾了个鬼哭狼嚎，民不聊生，他和手下的大、小太监们却实实在在丧心病狂地狠赚了一大笔。直至几年后，整个皇宫大院寸土未动、片瓦无添，天下各地的地方官员及黎民百姓们，才知道这个八不靠谱儿的扯淡皇帝，又拿全国的大小臣工及黎庶子民们当羔羊肉给结结实实地涮了一把，全都上了他的恶当。
可还未等全国臣民从惊诧莫明的愕然中回过神儿来，刘宏大帝多元化商业运营的第三把火却已经明火执仗地烧开了，而且这次他还是声势浩大地进军房地产行业。他把瞒心昧己收回来的“导行费”及坑蒙拐骗收回来的田赋、木料钱差价等数目惊人的“黑金”中的绝大部分拿回冀州河间老家，强行利用自己的特权超低价购买田地、修建房屋，然后高价售卖，进行规模惊人的房地产投资。土地资源自古至今都是所有理财产品当中的暴利行业，且刘第一大财主又财大气粗，眼光独到，再加上其强横到无人可比的行政资源优势，所以在短短几年间，他就稳稳妥妥地赚了个金山银海、沟满河平！
按理而言，刘宏的几大产业运作到此种境界，纵然不说国库资金，单就其个人手中掌控的“私人”财产而言，也足可谓是富可敌国，财压天下，可他却一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嫌赚钱的速度太慢了！看着他整天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爱子心切的老娘董太后又给他出了个“好主意”：你手里攥的“乌纱帽”是干啥用的?宏大帝闻听此言那是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对呀！手中取之不尽、发之不竭的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乌纱帽”，不正是朕发家致富的最好资源嘛！这可是独家生意，而且销路应该也不成问题，生意自然可想而知，必是一本万利！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在董太后和中常侍们的教唆下，他开始尝试卖官。朝廷公开宣布可以花钱买到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下属虎贲、羽林等部门的官员职位；当时卖官的大致规定为：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方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有可能会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情况下，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核定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段颎、张温等人虽然功劳极大，声望也很高，却也都是必须先交足了钱，才终于登上公位的。卖官后期，更为变本加厉，发展到凡是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等，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方可就任，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此项制度，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家少余财的清官廉吏，都因无法交纳该项高昂的“做官费”而不得不弃官而去，社会政治体系之暗无天日可想而知！
刘宏成年后，设置西园供自己享乐，而其卖官所得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西园的建设。中常侍吕强曾劝谏他：“天下财物都是陛下的，何必还分公和私？”可他却置若罔闻，坚持公然卖官依旧，这项生财有“道”的“好政策”，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才算终止。而在时任的公卿中，基本都是花钱买到的官职。中平二年三月，在中常侍们的劝说下，望重一方的冀州名士崔烈花五百万钱买到司徒职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受其直接影响，曹嵩、樊陵等人随之就争先恐后地靠大把花钱而侪身三公职位，成为朝廷要员。当然，这位财迷天子的收人自然也是“财如春潮带雨至，利似长江滚滚来”，在任期间，究竟敛财几何，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