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卧龙岗躬耕一说不能成立。但南阳卧龙冈已存在了几百年，并有丰厚的文化沉淀，当然就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后人没必要扬彼抑此。
诸葛亮怎样到襄阳的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早孤，其叔父诸葛玄赴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一职时，带了他与弟弟诸葛均一同南下。后来汉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诸葛玄在离职之后，带着两个侄儿前往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其弟均"躬耕陇亩"。
《献帝春秋》中说法与此截然不同。该书记载，豫章太守周术病死于任所，刘表上奏朝廷推荐诸葛玄继任。由于豫章郡属扬州辖区，是袁术的地盘，大概是得到袁术的首肯，批文未下来就造成既成事实。但汉王朝不予承认，而改任朱皓。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兵打进豫章，诸葛玄兵败后退入西城，西城民众群起造反将他杀了，并把首级送给刘繇。
仔细分析，后一说更接近事实。如果诸葛玄去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自会受重用，而陈寿只字未提其任职。诸葛亮要进入荆襄的上流社会，曾经使尽了浑身解数，以至于不惜迎娶黄承彦膝下面黑发黄的丑女子作为妻室，通过岳父的引荐，才在上流社会有了名声，并结交了徐庶、庞统、石韬、孟公威、崔州平等社会名流。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使诸葛亮在荆襄一带留下了诸多话柄，人们编出歌谣加以奚落："莫学孔明择妇，正应阿承丑女。"如果诸葛玄去了荆州，那么诸葛亮进入荆襄上流社会岂不是易如反掌，焉用迂回？
叔父被杀于豫章西城一事，对诸葛亮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不愿意提及；陈寿的史料，来源于诸葛亮口述，他语焉不详，陈寿只能照录而已。《献帝春秋》的记载来之于史官，史官资料来之于刘繇、朱皓等人的奏章，所以能叙述出具体细节。由是观之，后一说更接近历史事实。
是三顾还是自己投奔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世公认的三顾茅庐，盖源于此。
但是历史上还有另外一说，即刘备屯兵樊城时（司令部扎在这里，军队屯驻于新野），曹操刚统一北方，诸葛亮知道，荆州是下一个目标，而刘表性格犹豫，不懂军事，故而特去找刘备。刘备同诸葛亮素无交往，且见他年轻，故以普通读书人看待，并不经意。在其他人走后，诸葛亮独自留了下来，刘备也不闻不问，只在那里编牦牛尾巴。诸葛亮问："您是要实现远大志向，还是仅满足于编织牛尾？"刘备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简单，扔下牛尾巴答道："这是啥话，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忧愁而已！"接下来，在一问一答中，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对》的制胜方略。这段内容载之于《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
在这里，三顾茅庐与自己投奔两说又对立起来，到底哪一说才是事实？
现在看来，难分真伪，理由如下：
第一，蜀汉政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资料供史家查询，诸葛亮是当事人，他的叙述似乎应该更可靠一些。然而这又是孤证，另一当事人刘备并没有留下三顾的证据。
第二，曹魏政权是东汉政权"禅让"的结果，它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与《九州春秋》成书前，同其他史书一样，都有个史料收集的过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韬、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处做官，他们的回忆录或谈话，必然存在于当时，因此才能将诸葛亮自己投奔的过程说得绘声绘色，以致微小细节都不遗漏。然而，那三人毕竟只是局外人，他们的叙述大多也是听说而来的。
"躬耕陇亩"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同时也是为了选择买家。他不肯投奔曹操，并不是视其为国贼而羞于为伍，这从他与张昭的谈话中就能看出端倪。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联合孙权时，张昭曾劝他留下来做官，他拒绝了，在对别人解释不肯留下的原因时，他说道："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袁子》）不能"尽亮"即不能言听计从，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这才是要害！在价值取舍中，他把实现个人价值作为选择主子的尺度。孙权处人才济济，不可能听计于一人；曹操处更是人才云集，才能高于诸葛亮者远非三五人，所以他不肯投奔曹操；至于刘表、刘璋、张鲁、马超等军阀，诸葛亮则是看不到眼里。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投奔刘表后驻守樊城，这为诸葛亮仔细观察其为人提供了条件；好友徐庶投奔刘备后，又给诸葛亮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信息。刘备有几点过人之处很值得诸葛亮委身投靠：百折不挠的精神；善于用人和礼贤下士；关羽、张飞等猛将是难得的军事人才，而身边谋士都是些庸碌之辈，最缺乏的就是诸葛亮这样的经纬之才；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不负众望且失去人心时，这两处民众的依附心理，必然寄希望于皇室胄裔出身的刘备，这是获得民众支持的基础，是一面政权旗帜。同曹操、孙权相比较，诸葛亮投奔刘备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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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刘备不高看诸葛亮而自结牛尾，同《襄阳记》又发生矛盾。以此书记述，刘备访问荆襄名士司马徽（即水镜先生）时，司马徽曾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当刘备询问是谁时，他回答说："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以此观之，诸葛亮找上门投靠刘备就难成立。然而《襄阳记》拥刘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作可信史料尚得谨慎。
综合上述三点，在难以断定的情况下，不如像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那样，将胸怀放广阔一些，让两个都有依据的史料共存一炉，别作武断式砍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