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自晋代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真、行、草、篆、隶各书体中都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名家，其中真书(楷书)与草书影响尤大。在初唐时期，真书已有了明显的突破，表面上看仍然继承晋朝王羲之的衣钵，实质上已超出了王氏藩篱，自成一代新风。其特点是:结字略长，笔法遒劲，已无王派书法的恬淡萧散，却于精求法度中显现出了劲健的风格。
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代表了这一时尚。在行、草书方面，尚守晋代王派之法度，以王羲之为宗师，新意不多。初唐书家除了以上四家外，还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以及唐太宗等人。
褚遂良碑刻作品
太宗喜好书法是很出名的，为了培养书法人才，在中央国子监下辖的六学中就包括有书学。此外，弘文馆也设置有书学，《唐六典》卷8<弘文馆》载:“贞观元年，敦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唐朝的这种教育体制对大量培养书法人才、促进书法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唐代初年就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中设置了明书科，专门录取在书法方面有造诣的人才，也就是说只要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也可以通过科举而获得做官的资格，这对鼓励人们学习书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朝规定吏部每年主办一次官员铨选，参加铨选的人要进行身、言、书、判的考试，通过考试后才能授予官职。其中“书”就是指书法考试，可见唐政府对官员的书法要求之严。这一切都与太宗重视与爱好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太宗李世民在武德时期虽然也爱好书法，但由于忙于平定割据的战争，戎马住惚，尚无暇顾及这种爱好，即皇帝位后，遂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书法的发展。学习书法的第一步就是临摹前代书法家的字迹，临摹得法与否是学书成功的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这种见解深得学习书法的要领。
太宗还认为初学书法时要做到心神正、志气和，“心神不正，字则歌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全唐文》卷10)。他还根据自己长期学习书法的体会，总结出了一套笔法要诀，对字的点、划、擎、竖、戈、环、波等笔画的写法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和体会。太宗认为任何技艺都没有学不精的道理，关键在于能否做到专心致志，只要用心苦练就可以取得成就。
他认为学习书法一味苦练还不行，还必须多动脑筋思考，不断地总结经验。他还认为“学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全唐文》卷10。就是说学习前人书法重在神似，形似是次要的，只要做到形神兼备，便可达到古代名家的水平。
太宗最为推崇的前代书法家便是晋人王羲之，他一生搜集了许多王羲之的墨迹，据(唐会要》卷35《书法》载，说他共得钟、王真迹“一千五百一十卷”。《宣和书谱》卷1说他:“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出内铨金帛，购人间遗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余纸来上。万机之余，不废模仿。”
太宗为了得到王羲之最著名的作品(兰亭序》，还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佳话。据宋人施宿所撰的(会稽志》卷16载:(兰亭序)自南朝梁末动乱以来从宫廷流入民间，陈朝天嘉（560-566）年间为僧人智永所获，后将它献给了陈宣帝。隋朝灭亡陈朝后，(兰亭序》便为时任灭陈统帅的晋王杨广所得。杨广对它并不珍惜，僧果向他借去拓摹，杨广当了皇帝以后竟把此事忘记了，没有向僧果索讨。
僧果死后，其弟子僧辨才便得到了(兰亭序》。李世民当秦王时曾经得到过《兰亭序》的拓本，十分惊喜，便命人四处求购真迹，却没有得到。后来得知辨才手中有《兰亭序》真迹，便派欧阳询前往求之，获得后献给李世民，时在武德中。
另据《法书要录》载:《兰亭序》为僧智永所获，智永死后，为其弟子僧辨才所得。贞观中，太宗在听政之暇锐意学习书法，虽然获得了不少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唯有《兰亭序》真迹一直无法获得。当听说此物在辨才手中后，遂下诏将其召入京师，在内道场供养，并追问《兰亭序》的下落。
辨才称在其师生前确曾见过此物，但自其师死后，屡经战乱，已经失落不知所在了。太宗无法，只好将其放归越州(今浙江绍兴)。以后又召入京师追查此物，前后三次，竟不能使其献出此物。于是宰相房玄龄向太宗推荐监察御史萧翼，乃梁元帝曾孙，多智谋，有才艺，可命其前往越州设法获取《兰亭序》。萧翼化装成商贾潜往越州。
萧翼又伪装成潦倒书生，日暮入辨才所居寺庙，拜佛观壁画，从而得以接近辨才。由于其博学多才，与辨才颇能谈得来，两人弈棋赋诗，谈论文史书画，相见甚欢，一连住了十余日。一天，萧翼拿出了梁元帝自书的《职贡图》给辨才赏玩，又谈论起了书法。萧翼说自己也喜欢二王书法，并随身带有数帖。辨才看了后说:“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萧翼问:“何帖?”答日:“《兰亭》。”萧翼笑日:“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详细告知此物的来历，并邀请他明日前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