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
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代县蒙王村的夏屋山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鉴”，高40厘米，直径70厘米，里面还有13字铭文：“攻吴王夫差择吉金自作御鉴”，但是目前去向不明；另一件吴王夫差鉴是抗战期间，在河南辉县出土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高44.8厘米，口径76.5厘米，而且上面还有衔环兽耳与伏虎；此外还有一件故宫博物院从河南收购的青铜鉴残片，上面也有类似的铭文内容，这些铜鉴应该是吴宫重器，不太可能是突围时带走的，而是以外交礼物或者战利品的形式流亡到其他诸侯。
夫差戈
由于安徽地区在历史上是南北交接之地，是中原和楚吴文化的过渡区，所以这里也有密集的吴国文物出土。比如1959年，淮南蔡家岗出土的蔡声侯产墓中，出土了一件“工虞太子姑发剑”，还出土了一件“攻敔王夫差戈”。蔡声侯在吴国灭亡两年后即位，而且蔡国一直是吴国牵制楚国、北进中原的重要盟友，他的吴王兵器可能是吴国人的礼物，也可能是吴灭后、吴国流亡贵族带来的财富。
1978年安徽南陵县的一座小山包里也曾出土了一把吴王光剑，上面的铭文是“攻敔王光自作用剑，以赏勇人”，但是这把剑没有纹饰，也没有剑箍，而且文字暗示了，这把剑是赏赐给手下剑士的，所以整体比较粗糙。到了1980年在安徽霍山县，还出土过疑似吴王余祭的青铜戈一件。
山西原平出土的夫差剑
吴国还曾经北上与晋国、齐国会盟或者争霸，所以还有一些吴国兵器进入了北方，比如1964年，山西省原平县一座春秋晋国大夫墓中，就出土了一把“攻敔王光自作用剑”，剑本身十分精美，上面还有罕见的火焰纹饰，可能是吴王使用过的高级配剑。
王子于戈
1961年，山西汾阴贾家崖出土了一批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其中就有一件王子于之用戈，上面鸟篆清秀，文字线条流畅，而王子于很可能就是勾余，也就是夫差，这也许是夫差当王子时打造的武器。
当然，在所有山西出土的吴国青铜器中，最著名的吴器莫过于1985年山西榆社城关出土的吴季子剑。
吴季子剑铭文拓片
剑上的铭文是：
“工吴王姑发訾谒之弟季子肵扃后余厥吉金甸曰其元用剑”。
铭文大意为：吴王诸樊得了疾病，请告弟弟季子，为他祈祷福祥，求得永贞，免去灾难，行肵之礼并设扃后，制作了这把剑。这把剑留在北方，不禁令人想起吴季札在吴国正式称霸前，在北方列国进行的外交活动与政治考察，考察不仅体现了季札本人有很高的周礼素养，部分改变了中原人心目中吴人粗野的刻板印象，而且精准预见了列国未来的政治走势，还在出使途中和徐国国君结下真挚的友谊，还兼顾了去世好友的心愿和外交的使命，留下了季札挂剑的传说，成为了讲信义、守然诺的代名词。这把剑也是文物和历史文学交相辉映的典范。
三国朱然墓出土的季札挂剑漆器画
吴国灭亡后，延陵季子的后代们也是四散漂泊。其中季札的一支北上进入赵代地区，今日大同地区天镇县存在的延陵氏遗迹，也许与这支北上流亡的吴王族后裔有关，也是延陵氏和北方晋人友好关系写照的缩影。
晋北，疑似季札后人的居住地新平堡一带
1977年陕西凤翔高王寺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此地位于秦都雍城范围内的宫殿区附近。窖藏内出土了12件青铜器，其中3件花纹大小各异但是性质相似的鼎上，有这样的铭文：“吴王孙无土之脰鼎”，但是鼎的样式是春秋末年的楚式风格，说明此人曾经使用过楚国工匠制造这件器物，或者是吴亡后入楚，而这件器物又可能因为秦楚联盟的原因北上进入秦国腹地。
除了山西、山东、中原、秦陇地区，由于楚国曾经重创越国，所以也有相当多的吴越青铜器进入了楚国故地。比如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5号楚墓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铍，这件铍长达29.5厘米，可见当年的夫差也是力大勇武之人，否则不会打造这种不好操控的武器。
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12号楚墓也曾出土了一件攻郚王夫差剑。出土时剑插在剑鞘内，此剑无剑格，无凸箍，也有着“攻郚王光自作用剑”的铭文，由于这座楚墓规格较大，所以可能是楚国的中高级大夫墓，这把剑应是战利品或者外交礼物。
吴王夫差青铜盉
至于美人西施是否存在，文物似乎也能提供一点虚无缥缈、但已经无法证伪的证据。美女西施，虽然直到东汉时代的越绝书中才开始与吴越争霸靠边，但是青铜器铭文显示，西施在历史上也许有过原型。20世纪发现的吴王夫差青铜盉就是这样一件例证。青铜器上的铭文是“郚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一般而言，先秦时代对于贵族女子的称呼，是母邦/夫君之邦的国号+姓，或者是夫君的谥号+姓，而这个女子没有提及具体的称号，所以可能是一个地位低贱、但是很得吴王欢心的美丽女子，而且还让夫差特意占卜了一番，才决定要制作这件青铜盉。但是她是不是文学中那个清丽可人的越女，乃至是勾践派出的色情间谍，也就无从考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