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二十九年》
本年有一个史实，一个典故，一个孔子的主张，一一讲来：
史实：因政出多门，力不能胜，鲁昭公流亡在齐国已经有四、五年了。这年，齐侯景公使高张来唁公，是礼节性的慰问。称呼是“主君”，是家臣对卿大夫的称谓。也就是说，在齐侯眼里，鲁昭公只是个这个类别的脚色，怨不得人家，你为何低三下四去上门乞食？
所以“君死社稷”是古训，是礼。君要臣死，自然不得不死；若天要君亡，又哪能苟活？
因为苟活受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代表着民族与国家。
最可恨的：是享福是天经地义的；受难却对不起。比方晚清民国时期的溥仪，这等人物虽是不值一提，倒底给国与民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恶人有恶道理”。只要硬，后人倒也念念不忘，希特勒十足的一个恶魔，要紧关头，饮弹自亡了。昭和天皇碰到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喀秋莎”火炮，抵挡不住，宣布无条件投降，任人宰割。便到今天，美国还无条件使用日本土地作为军用，俄罗斯还强占北方四岛，倘若连这点也吃亏不起，日本要亡国了。
典故：关于龙，今人最具权威的解说是：中华各民族图腾的集合体。一个全中华的征服和统治者被冠之曰“龙”，有其代表和象征意义。但这是汉、唐以来的事。起因是刘邦起事，途中斩杀了一条挡道的蛇，便被牵强附会成白帝赤帝之说，以至沿用，在此前是没有这一说法的。
好大喜功的秦始皇，把所有的统治名号统统自加在身上，唯独没一个“龙”字。但是，“龙”作为一个概念或是实有的生物，早就存在了，这在《易经》中可以得到佐证。
应该说，古人指的龙，是一种实有的生物；与我们今天见到的画像与概念是完全的二码事。因为本年的秋天，今人用的农历是夏历，与周历以子月（今农历11月）为正月不同，相差有二月。
《左传》说的秋，其实是今天的夏末秋初，正是乌云压天，暴雨骤降时节。有时会许多黑云压顶，翻转腾挪，生出无法比拟，又极类似的怪状，在瞬间中千变万化。
正是这个档口，也只有这个档口：“龙见（显）于绛郊。”晋国的执政大臣魏献子就问晋大夫蔡墨了：“我听说在所有的动物中，最聪明的莫过于龙了，因它不会被人擒获，说它聪明，你信不信呢？”
答：“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只有龙自己知道，但是上古的时候是有养龙的族群的，有豢龙氏，有御龙氏。以服事于帝舜。到大禹时，帝（天帝）赐之乘龙（驾车之龙），河、汉各二（黄河、汉水），不能饲养，而能养龙的豢龙氏的后代也找不到。”
这段对答，说明在那个时代，对于龙也只是传闻。因为舜、禹相去那时也已经千五百年了。但古时确有叫“龙”的生物，能被人饲养和所用。当然不是现今描述的模样，或许是近似于蛟或巨蟒一类的物种，其实蛟现在也灭绝了。人们的记忆能变成一种潜意识，一种本能。
比方说蛇，突然遇见没人不胆战心惊的，尽管他（她）没被蛇伤害过，也不知利害，但远古的人类被它伤害得实在太多了，恐惧便成了记忆，贮存在人类的大脑密码中。
在思维的土壤中，有一朵美丽的花，叫“遐想”，当一事一物消亡或行将消亡时，人们便赋予它太多甚至极至的联想：如恶魔；如神、龙也一样。
在《易经》中，是阳刚的象征。龙在汉以后的封建君主，是主宰世界的代表。因为君主的行为并非尽如人意，所以有恶龙，如泾河老龙。也有行事被人称道的，便是东海龙王——指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钱缪。他的好，百姓记着的是修筑钱塘堤坝，以至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其实他最大的好，是在国家元气未伤，能权衡利弊，主动放弃南面称尊，归顺大宋；换得东南富庶地，人们免受战火之乱，生灵涂炭。试问历来有几个掌实权的人做得到？中山先生不论谁谁，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缔造中华共和，主动交权。但临死时尚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既未成功，为何交权？太过书生气了，是二码事。倒底被他的人格感动，便是歌功颂德的虚文章也须做上一篇，以示学习。
孔子的主张：晋国攻占了汝水之滨的一块地方，那里的人们献给晋国一鼓铁，“鼓”是重量单位，当时冶金的初胚的形状，大小和鼓差不多，有毛五百斤重，所以，“鼓”便成了一个重量级位，这里出现了一“铁”字，说明那时铁已经冶炼成功并得到应用。
考古界迄今没发现春秋时的铁制器具，如鼎、钟、磬等，可能是年代久远氯化所至，而青铜（铜锡合金）的抗氧化力要强得多，所以能保留至今。若因没有实物证明而认定春秋是青铜器时代，太过偏颇，至少在本年中，有“铁”字。
要说的是晋国把这鼓铁用来“铸刑鼎”，孔子便不赞成了。理由是什么呢？是“失度”。
孔子认为：治世的常法是仁义，要做到仁义，须以礼为纲；以智、信作后盾。而刑、律是变法，是对变态的社会或者说是对社会变态的人实施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到同一的治世高度。
再者，在合理运行的社会秩序中，必须“尊贵”，这个“贵”的意思是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能带领人们前行者。只一“贵”字，孔子被后人曲解到今。
如果说孔子不习《尚书》，不知其义，那便不是孔子了。正因此，他深知变法是常法的补充，常法是变法的保障。三代之君为什么要变（作刑书）？是为了回复到“常”中来。
本来这个社会基本在常态下运行，你老是铸刑鼎呀，定法律呀，想叫社会乱还是乍地？小子未涉孔学堂奥，对老人家说话的精准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比方秦始皇，强权吧，法律严、刑罚多到天下俱是废人，违法犯罪被砍手、砍足、割鼻；想成就万世基业，倒底是二世而亡。有一社会现象：治世时，如汉朝文、景；唐朝的贞观。
“守常”是其最显著有成效的政治特点，礼行天下是从帝王到百姓共同遵守的准则。孟子认为：在社会有机的一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有大人（上位）事；有小人（下位）事”。当然，这句说话，在所谓“平等”的观念里，是不被认同的，但事实的确是如此，至少到今天为止，是这样的。
在意识、觉悟上，总要有先知者提出，以唤醒民众。在国家、民族的进程中，总要有带头人疾行，社会的步伐才能前进。这就是“大人”。孟子这句说话的思想光芒，不仅是提出了“大人”、“小人”的客观实际。还在于：“大人”应做“大人事”，若是“大人”不做“大人”事了，君亡国，臣灭族。五千年中华，比比皆是，现今出了一桩新闻，在漫无头绪中听着心痛心寒：一位军界中的什么（名字忘了）“大人”贪污了几十不知多少个亿，新闻热闹了几天，说是被拿下了。是什么渠道贪污的？资产流向何方？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是一概不知。一个法制（治）社会，首先是它的透明性；其次是它的连贯性和严酷性。国家公诉为什么不及时提出？司法为什么不及时介入？捂着掖着，在国家的层面上，只能是养痈成患，曹操患痛风（偏头痛）之疾，华佗能医，方案是劈脑洗髓，吓是吓煞，但能换成新人。不敢下手，倒底是死于此痛，学一学仁慈的孔丘吧，毫不犹豫的诛杀少正卯，一切为了礼行天下，同时也佐证了常法与变法（礼治与法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