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风俗是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一个缩影，更是社会不同阶层、群体之间，互动关系与效应的生动体现。这里以清代为例，来阐述一下官场及民间的待客礼尚以及馈赠风俗。
先来讲待客礼尚
清代的待客礼仪因阶层、群体、身份、地位以及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迎客、宴请、送客方面更有特定的礼仪和必须要遵守的规范要求。
一，清代的迎送客礼尚
官场中，官员在迎送客时，讲究主客的站位、座次，并按清朝制定的礼仪规则，序尊卑长幼。陕西《米脂县志》记载：“仕宦知礼之家，凡晚辈见尊长、生徒见师傅，久别四拜，近别特拜。亲戚长幼、友朋交揖，乡党平民相见序齿，遇宴会亦序齿。”
民间在迎客送客时，虽然也遵循一定规仪，但较之官场的应酬交往规矩而言，相对随意宽松。如在民风甚为古朴淳厚的陕西高陵县民间，凡有“宾客主人门，主人出迎于大门外，揖宾，宾入，及门，及阶，皆揖如初。宾西，主人东升，宾再拜，主人答再拜。主人趋正宾坐，宾辞，固请，卒正坐，左还。宾正主人坐，亦如之。执事者进茶，宾受茶，揖辞，退揖。主人送宾，及阶、及门，宾揖辞，主人皆答揖，遂送宾于大门外，揖如初迎仪。”
当然，上面所说的这个迎客、送客之礼，并非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这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民人之家的迎送客礼仪。至于普通民人，或是邻里交往，其迎送之礼，则简化随意得多。
二，清代的宴请礼尚
清代从宫廷到民间，从官场至市场，通过宴请进行交际、应酬、沟通，是其重要途径，与宴者身份、地位的尊卑贵贱可从宴会的规格和座次的排列中得以体现。这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思的物化形式。这种意识在官场中尤其得到凸显。
从先秦到清末，在正式的宴会场合，“座次”的安排颇为讲究；在堂室宫殿举行的宴请，以“室内”或“堂上”来区别贵贱。
在室内宴请的座次，最尊贵的座位是；背靠西墙的东向坐，其次是背靠北墙的南向坐，再次是背靠南墙的北向坐，最卑的位置是背靠东墙的西向坐。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清代凌廷堪在《礼经释例》中明示“室中以东为尊”，堂上宴请最尊者为“南向座”，次为“西向座”，再次为“北向座”，最后才是“东向座”。
对清代的宴会礼仪，各地的方志文献都有或简或详的记载和描述，其中康熙《登州府志》的记载很有代表性：宴会前三日具柬，“至日侵晨奉邀，或全帖，或单帖赴席。先差人白，主人知，出候于大门之外致恭，揖让而进。登堂一长揖，向坐授爵于案，俱回复一长揖，不行跪礼。主人行酒毕，首宾举爵白，众宾酬主，如主人礼。如有专席，主人行酒，先出厅致奠，次揖众宾，后请专宾出次授爵……”
宴会名目不同，礼仪繁简也各异，但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抑或是经济发达和滞后地区，在宴请宾客方面，一方面是主人热情好客，极尽能事以奉客；另一方面是铺张好丰，宴席都呈现出由简超奢的发展趋势。
再来说一说馈赠风俗
清代的馈赠风俗，因社会阶层、身份不同，馈赠对象各异，而有许多名称。臣属对皇上的敬赠，称为“进贡”；而皇上对臣下的赐赠，称为“恩赐”；民人之间的馈赠，俗谓“礼赠”或“送礼”。下面分几点来说明。
其一，“进贡”风俗。
清代“各直省每年有三贡者，有二贡者”。如道光年间各省的“年贡”方物有记述：直隶总督年贡“三镶如意一柄、吉绸袍褂二十五套、饶绸袍料五十件、一丝加金大荷包五十对、桂元五桶、南枣无桶等等”。
各省督抚呈进方物，“有非本省土产者”。清代的进贡风俗，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进贡多在年节期间进行，并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如每年皇帝“万寿节”时，“大学士、尚书、侍郎、各省督抚，皆有贡。以九为度，一九则九物，至九九为止”，以取其长寿吉利之意；第二，贡物多为地方名特物产，具有名贵、珍稀的特色，供皇帝及皇室消费；第三，此风俗具有政治性与寄生性消费的特质，对社会再生产有停滞与阻碍的作用。
其二，赏赐活动。
清代频繁而名目庞杂的赏赐活动，多在君臣之间进行，所赐之物，种类很多；赏赐之由，由皇帝喜好而定。常见的是赏赐药物。如嘉庆帝“以西洋贡药赐军机大臣。有所谓的牙油，容几粒油，郭巴益巴油，桂皮油等等。”
按照《养吉斋丛录》的记载：“一品大臣年六十以上，遇旬寿，皇帝每有赐寿之典”，一般赐给御书匾联，福字、寿佛、如意、朝珠、蟒袍、绸缎等，无定制，皆看皇上意愿。
皇帝对一些有功之臣或有政绩的地方州县官员，以赏赐物品的方式，对其加以褒奖。这些赏赐活动的特点，一是沟通联络君臣之间的感情，二是达到笼络臣下的政治目的，三是奖励臣下的有效手段与途径。
其三，民间馈赠风俗。
清代民间的馈赠活动，可分为岁时馈赠、人生贺仪馈赠、社交与非近缘性馈赠与文人馈赠等五大类。其中岁时馈赠包括迎春、夏日、秋节与辞岁馈赠；人生贺仪包括生育馈赠、婚恋馈赠、寿考馈赠；近缘性馈赠的内容有村社馈赠、邻里馈赠、尊师馈赠、学友馈赠、商业馈赠、江湖馈赠等；文人馈赠内容包含刀剑馈赠、文房馈赠、器玩馈赠、方物馈赠等丰富多彩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