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切入点，浅谈秦末农民起义的背景和影响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统治元年，以陈胜和吴广为核心的农民起义军，打响了反对秦朝暴政的第一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震古烁今的豪言壮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起义浪潮。这也就是《陈涉世家》中所记载的大泽乡起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这其实就是秦律中一条比较严苛的律法，奉秦朝统治者征召的农民必须如期到达，一旦错过了征召日期就有性命之忧。而陈胜吴广以及其他900余名农民，就是在“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的前提下，为了能够活命才被迫发动起义。
发生在秦朝末末年的大泽乡起义，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存在一定必然性。所谓偶然性，其实主要指的是陈胜、吴广等人，在受朝廷征召的过程中遇到了连绵不绝的大雨，在这种前提下就很容易误期，而误期之后按照秦律需要处斩，这其实就是大泽乡起义的偶然性。
而之所以说大泽乡起义有必然性，其实指的就是当时秦朝二世暴政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再加上秦朝以法家治国的理念，不断在统治过程中施以严峻的酷法，尤其是在修秦长城和秦始皇陵以及阿房宫时，不断征调老百姓做苦力而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
这其实也为大泽乡起义提供了必然的历史条件。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上，秦朝末年规模最大、组织性最强、破坏力极高的大泽乡起义应运而生。
一、秦末大泽乡起义的原因和背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称王侯拜将相的人，难道就比我们高贵吗？这是一种源自农民思想中最初的反抗意识，而正是这种原始的反抗意思，为大泽乡起义的领导者陈胜、吴广埋下了最初的“革命”火种。
西汉史官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曾有过一段这样的描写，“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陈胜还在当农民的时候就不满足现状，希望能够有一天自己可以富贵并帮助乡邻。但是他这种想法随即受到了乡邻的取笑“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但这对于胸怀大志的陈胜来说并没有气馁，“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你一个小小的麻雀怎么能和我这样的鸿鹄相提并论呢。
陈胜和吴广生活在前秦二世统治时期，当秦二世即位之后就开始从全国征调农夫以及囚犯，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修造造秦始皇陵。按照当时的秦朝律法来看，受到征调的农民和求发皆不得误期，否则都将依照秦律处死。陈胜、吴广就是几十万受到征召的农民之一，但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突降大雨并且久而为停。
“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严峻形势之下，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大概意思就是等死不如起义，虽然起义也是死但死得其所。在这种前提和背景下，秦末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陈胜、吴广的组织之下开始了。
二、秦末农民起义的动员和宣传
秦二世当政时期，由于赵高擅权而秦二世又混用无能，所以当时秦朝的社会矛盾非常剧烈，秦始皇陵尚未修造完成之时，秦二世又要继续建造阿房宫。据统计当时秦国人口不过二千万，但被陆续征召征修皇陵、筑长城、守岭南、建阿房宫的人大约有2-3百万人。在众多受征召的老百姓中不乏老幼和妇女。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不仅老百姓怨声载道而且很多反秦势力也都在逐渐酝酿。
陈胜、吴广在发动大泽乡起义之前，曾利用自然现象即“会天大雨，道不通”作为起义的由头，然后又利用秦朝严苛的律法“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作为依据，并加上当时老百姓对秦朝暴政的怨恨作为“人和”契机，再加上当时大泽乡的实际地理环境即“地利”为依托，为秦末农民起义奠定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舆论基础。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利用人们对秦朝太子公子扶苏的情感，以及项燕的“楚虽一户，亡秦必楚”的毒誓，“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大泽乡起义制造了合理的舆论宣传。“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从这里可以看出三秦之民皆支持陈胜吴广发动起义。
同时还利用了当时人们的迷信思想，采用占卜的方法为起义寻找思想基础，“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
为了让人们足以相信并支持二人的领导地位，随之陈胜吴广又自编自导了一出“丹书鱼腹”的好戏。将写有“陈胜王”的丹书置于鱼腹之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吴广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至此陈胜吴广为发动大泽乡精心设计的舆论宣传告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