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办酒席时的桌椅、器皿、杯盘等都可租赁。专业服务人员，茶司、酒司、厨司、白席人可提供服务。
再如婚嫁租赁，士庶之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只无脊上铜凤花朵，左右两军自有假赁所在。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俱可赁，不须藉措。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赁”。
第五类是牙人和揽户。牙人承担买卖双方的媒介，无论在民间或官府的商业活动中都占据着重要角色。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在北宋东京城内牙人数量增多，构成成分复杂，活动范围甚广。
他们不仅居间介绍买卖、协议价钱，还从事商品包买、批发或兼营邸店、旅舍或仓库业，甚至有时操控物价、垄断市场。天圣八年(1030年)，开封府言：“京城浩攘，乡庄人户搬载到柴草入城贷卖不少，多被在京官私牙人出城接买，预先商量作定价例，量与些小定钱收买。本主不期，却被牙人令牵拽车牛，辗转贷卖，更与元商量价钱外剩取钱数。稍以货卖未尽，又更与元数柴草内证称斤两轻少，减落价钱，住滞人户车牛，枉费盘缠。”
可见，依靠商业为生的牙人遍及全城，他们勾结官吏、侵渔百姓、哄抬物价、走私漏税、滋扰市场。另一方面，牙人作为商品交换的产物，在维护市场稳定方面也起着作用。官府利用他们检验商品质量，田地界至，或是担保商人申报的商税。
这一时期，牙人的职能已经发生了转化。史载：“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句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既出息一分。”
除此之外，东京又是娱乐中心，因此就有伎艺之人和娟妓。东京城内娱乐业，以瓦肆、勾栏为主，数量相当。瓦肆又称瓦子，以供民间艺人在里面表演节目。
时至北宋，瓦肆发展成为一种为客人提供全方位服务，集弹唱、说话、商贸、集市、歌舞表演等为一体的公共休闲娱乐场所。勾栏又叫勾肆、构栏、游棚、腰棚、乐棚，是瓦子里面不同的表演场地。这些娱乐设施又使得东京产生了大批的娱乐商人，他们专门进行经济人工作。
以上这些酒店、茶坊、食店的兴隆，依赖于众多的服务人员。同时，在东京城中，还有一些其他服务人员。为居民提供卫生服务，如替人扫街的、倒垃圾的人员。为居民提供生活服务，如修灶台的、修扇子的、供应用水的、以及打蜡器的人员。
此外，东京城中还存在乞丐(清明上河图》中城门前的那个乞讨者)，以及以化缘为生计的游方僧道等。
综上所述，东京商人类型较多，有行商、坐贾，小商贩，以及兼职商人等。这里只对专职商人人数作一估计。朱瑞熙先生说:“宋代单纯的商人仅包括在城、镇中开设店铺或从事贩卖并加入‘行’的人户。
从居住地域考察，这些商人大都居住在城、镇内，一般属于坊郭户。”‘王安石变法期间，“在京诸色行户，总六千四百有奇”。据吴松弟先生研究，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大约有2186万户。
加上约7%的未列人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并依每户平均5.4口计算，宣和六年约有2340万户、12600万人。”这样可以估计，北宋末年，东京的商人约在3.5万以上。
东京人口百万，为适应居民消费所需，大量米铺、肉行、鱼行、菜行分布于东京街坊巷陌及城郊。如肉的供给，注京肉铺“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
至于菜、鱼的经营，数量也不少。陶款《清异录》卷一载菜农生计，“病笃，呼子孙戒曰：‘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可见，东京城中蔬菜需求量之大。城郊蔬菜种植，己经完全商业化，以满足城内居民需要。鱼类等水产品同样也如此。
汁京“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这些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品，都需要郊区及辖县的农民进行供给。
总而言之，东京居民的身份与职业十分复杂，主要以政府人员和各类商人为主。众多的商人，成为北宋东京城的特色，集中体现出东京商业经济的繁荣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