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东京开封的商业经济和商人类型分布
北宋东京经济发达，多为世人称颂。尤其商业空前活跃。北宋末期，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集中体现了这一盛况。如此繁荣的商业经济，使得东京城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人，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来往全国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行商。他们资产雄厚，真宗时，已是“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商贾们长途贩运，供应东京庞大的消费人口。北宋时期，随着东京潜运业的发达，以及陆路交通的便利和赋税政策的改变，商人们长途贩运粮食(米)、盐、茶叶等大宗商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满足皇室贵族的需要)。
这样不仅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而且扩大了商品流通范围，消费群体也由皇室贵族扩大到一般平民百姓，同时也活跃了商品市场。例如东京城居民所需粮食数量巨大，主要靠商人从东南一带输入，“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杭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
茶叶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东京居民每年要消费大量的茶叶，也是由商人从福建、江淮等地，途经惠民河、再由汁河运进东京。关于行商贩运食盐及北宋的入中贸易，后面将有论述。
正如周邦彦《汁都赋》描述的，在东京城市场上，“竭五都之环富，备九州之货贿。其中则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莫谷，丝帛布缕，鱼台紫鳃鲍，酿盐酶豉。或居肆以鼓炉秦，或鼓刀以屠狗鼠。又有医无间之询牙，会稽之竹箭，华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与夫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目不给视。无所不有，不可弹纪”
第二类是分散于东京城内外，开设各种店铺，从事零星买货的坐贾。他们经营的买卖，包罗万象。有买卖贵金属的金银铺，经营丝绸的彩帛铺，出售漆器的什物铺，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酒楼、茶肆、饮食店、衣料店、米铺、医药铺、染铺、肉铺、果子铺、鱼铺、杂货铺等，以及出售家庭日用品、文籍、香药、首饰等店铺，又有书肆、卖卦铺等。
其中以饮食店、酒楼、茶肆最多，后面有详细论述。北宋东京的中小商人，人数众多，从事着各种类型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商铺错杂一起，沿街而居。很多大店，资本雄厚，经营商品种类繁多，货物充足，门面宽大。
据《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具有固定店铺的中小商人。
第三类是没有铺面沿街叫卖或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他们贩卖各种食物、糖果、玩具等日常用品。小商贩小本经营，所赚之钱仅能糊口。其销售灵活多样，南宋画家李篙《货郎图》，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种方式。
另外，他们利用当时东京的一种独轮车，“往往卖糕及糕糜之类，人用不中载物也。”“走街串巷，“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
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等各种食品，“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等各种日用品。“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局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糜、宿蒸饼、发牙豆之类”。
无论是在热闹的街市，还是在偏僻的小巷，都有他们的身影出没。或以“浮铺”“车担”形式出现，例如“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如此处处有之。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
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熙丰变法时，宋廷免除了他们的免行钱。史载:“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有的小商贩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摆固定摊点经营。如“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
在某些特定节令，他们还摆临时固定摊点，史载:“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大小米水饭、炙肉、乾脯、葛芭笋、芥辣瓜儿、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金杏、小瑶李子、红菱沙角儿、药木、水木瓜、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在东京居民构成中，此类贩夫贩妇占很大比例。
第四类是以房屋或仓库租赁为业的商人。北宋东京城租赁经营较前代有一显著发展，形成了包括房屋店铺，交通设施，婚丧、筵会礼具等多种服务功能的租赁行业。如城市租屋业。
在开封府，“自来政府臣僚，在京漱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欧阳修说:“磋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徽古屋，卑陋杂里间。”如东京有牛监薄者，“房络日数十千”如东京居民平时出入就有交通设施租赁。
史载：“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遂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如筵会租赁。史载：“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人’。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虽百十分，厅馆整肃，主人只出钱而己。不用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