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套丛书中，诸多研究聚焦于认识中西文明交流极为重大的节点问题，如近年来以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为代表的一些著述对“丝绸之路”的误读，他们认为汉代丝绸之路“是一个概念、一段时空、一种比喻，是浪漫主义的想象与传奇”。这当然是有违古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据的。葛先生在《敦煌悬泉汉简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一文中，从居延破城子和敦煌悬泉出土的汉代“传置道里簿”记载的驿站里程路线作为切入点，对悬泉汉简所见的西域胡人与物品、汉简中所记载的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多样化西域人种面貌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考察。论文所依据的是汉代丝绸之路上官府简牍档案中的运行记录，是对奔忙于丝路之上的各国使者、西域贵人、粟特客商、王国侍子、献马团队等在关口驿站时留下的鲜活实时的记载。这些历史时刻最真实的旅人轨迹同“传置道里簿”驿站里程路线相印证，是对汉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之道、商业贸易之路的丰满立体的展现，是对隔空而语的想象性丝绸之路研究话语的实证回驳。
而《湖湘地域出土唐代胡俑的艺术特色》则以湖湘地域出土的大量汉唐以来的胡俑为考察突破口，将长沙窑外销瓷及其艺术特征等问题放置在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探讨了唐代胡人在湖湘地域的活动，补正了史书记载的缺失。葛先生指出，中唐以后海上陶瓷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新线路，而湖湘地域出土的胡俑形象，正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体现，正所谓“湖湘文化，丝路一环”。
在图像或文物器物非“自明”的静态中，往往蕴含着文献记载不能呈现或缺失的文明交流历史，如作者的《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诸文，论证了国宝级文物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希腊化”的特征，利用中古画史资料考证了拂菻（拜占庭）画样在隋唐时期的流传。武惠妃石椁线刻画图像风格与希腊神话以及拜占庭罗马风格非常相似，并具有一些拜占庭式萨珊波斯特征，由此分析景教传教士可能是希腊式文化的传播者，只有他们最接近古希腊文化脉络的源流而又能在中国接近唐朝皇帝。葛先生指出，希腊神话原型的构图被临摹刻画于武惠妃石椁上，说明西方外来文化进入盛唐时，明确地分为希腊式、萨珊波斯式、粟特式、印度式四种语言艺术，这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古典文化标本，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艺术的传承与文化精神。
需要提示的是，不能因为专注于文物所昭示的历史内涵的解读，就将“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看成一套构建“物的历史”的丛书，它的要义不在这里，而在于通过出土文物来认识人，“透物见人、以器喻人”，洞见汉唐时代的历史大势。我们知道，无论是历史撰述还是史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有“劝诫”或“通鉴古今”的功用，这也正是历史学作为人类对自身过往痕迹反观自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所有宏观结构上的“微言大义”，都离不开微观考索下的细节还原。“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专题下笔之处，往往拓土于那些我们极易忽视的文物、图像、文明遗痕所凝固下来的时代气象之腠理。如《“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一文，作者考察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十余个“抱皮囊”造型的胡俑，不但纠正了文物界以往对此类器物的误判，更重要的是文中以俑图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古代文学作品描写与出土文物对照互释，从而对北朝隋唐直至元代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发展及其文化来源等诸事项作出了详细的考述，使得历史的记忆不再断层而展现于人们面前。读此文的酣畅之处是，“抱皮囊”胡俑不再是一件件简单的生硬器物，其所蕴含的“胡人岁献葡萄酒”的时代情景跃然眼前，使千年之后的人们在文物观赏中获得丰富生动的视觉印象，由此很直观地理解了唐代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写作也致力于展现古代社会史或生活史，于是原本沉睡在正史《舆服志》等制度性文献中的衣帽器物等被搬上了史学著作，打破了单一的政治史叙事模式，开拓了我们的知识视野。但是那个力图回到历史生活现场的追求还任重而道远，简单的器物上场的社会史并不足以构建生动生活史的充分场景，冰冷的制度性器物所缺失的正是人类生活的体温。而“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非常集中的专题文集，其研究进路恐怕正好为古代社会史尤其古代生活史和历史场景的细节复原，提供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借鉴——无论是戏称的“纸上考古”，还是图像证史、诗文互证或形象史学的研究进路，都预示着古代遗迹、雕塑、图像、器物或文书在回望或构建生动历史场景中的重要性，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恰当、周延地去解读它们所保存的文化信息与时代温度。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物象背后，所蕴含的并不是单一文明的历史图景，而是包含着在东西欧亚大陆和南北不同经济形态地域之间丰富关联的多种文明的因素，是古代生活遗留给我们的最生动形象的“世界性”信息载体。
如果历史学家从物的层面出发去思考和构建，仅是停留在器物考索的感性认知上，那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锐气和超越性格局将不免会受到局限。而“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正好就是将这种勘破旧知的锐气和开拓新知的格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书中所言，中古时代艺术的魅力在于给人以遐想，那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史。
葛先生认为，他对“汉唐雄风”的写作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念汉赋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他孜孜不倦地在考古出土的文物、文书、图像、雕塑、壁画中找寻外来文明，研究胡汉互动，致力于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追寻隋唐中华文化中的“世界性”元素。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系列研究中所蕴含的，是一个将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结合到位的学者对隋唐时代的仰慕，所崇敬的并不是那个时代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时代民族的心灵，是以隋唐为代表的中古时期多民族汇聚的国家认同，是深深镌刻在其时代气象中的文明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