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扫除外患，东晋危在旦夕
公元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其苦心经营的荆州军由此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而他的声望也因此跌入了谷底，为此他只能以“暗箱操作”的方式来逼迫扬州的各大门阀，而以王彪之、谢安为首的东晋门阀则和桓温展开了巧妙的“周旋”，而东晋朝局也由此混乱不堪。
而另一方面前燕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桓温北伐对于前燕经济上的打击就不说了，而击退桓温的前燕的“英雄”慕容垂在胜利击退桓温之后并未受到前燕朝局的褒奖，反而备受猜忌，也引起了慕容垂的出逃，前燕朝局反而更加混乱。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次北伐的间接参与者前秦苻坚意外的成为了一匹“异军突起的黑马”，在两大帝国都彼此陷入内讧而无暇他顾之际，前秦苻坚在王猛、符融等人的辅佐下开始了强大前秦的基业：
对内，苻坚任用王猛、符融等一干能臣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国内的贵族，在全国修学官，加强经济建设，并大力发展儒学，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可谓是蒸蒸日上。对外，趁着前燕，仇池，东晋内乱之际，苻坚大规模对外用兵，于公元370年灭亡前燕，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亡仇池，并兵不血刃的征服了河西的吐谷浑等游牧民族。到公元373年，前秦基本上完成了一统北方的基业，到了这一步苻坚也不得不思考接下去该将目标定在哪？是前凉的张天锡还是东晋的梁益之地，综合再三，苻坚最终考虑将目标定在了梁益之地，据“巴蜀之险，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态势，而张天锡等人早已经是苟延残喘根本翻不起大浪来，且前凉之地路途过于遥远，根本不利于此时的苻坚进行大规模远征。
而前秦就在紧锣密鼓准备大举进攻梁益的同时，东晋方面在做什么呢？
前秦征益州之战前的东晋
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将割据了四十多年的李氏政权从这个地图上抹去，而益州等地从此又重新归入了东晋的版图。
益州在古时候俗称“天府之国”，蜀汉政权和成汉以一州之地可以和曹魏、东晋相抗衡几十年就已经说明了其战略价值，可是纵观东晋历史你会发现益州在东晋根本没有有效的发挥其战略价值，益州的存在感在一直很低，甚至当前秦兵发益州之时，除了荆州刺史桓豁派出了少量部队救援益州之外便没有音讯了，那么当时的东晋内部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司马昱、桓温先后去世，荆扬二州无暇他顾可以说，前秦攻东晋之战他时间挑选的很合理，因为就在这一个时期，东晋先后发生了两次大地震，简文帝司马昱和大司马桓温先后去世，而这就让东晋朝廷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真空期”，一时间无暇顾及千里之外的益州。
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便出现了内乱，桓温之子桓熙以及桓熙、桓济等人不满桓冲接管桓温的职位，欲图推翻桓冲，可惜被桓冲早有察觉，而桓冲忙于整肃家族内部的反叛力量以及桓温的后事根本无暇顾及益州；而彼时的扬州朝廷也是同样的道理，桓冲不同于桓温，桓温死后不久，桓冲便将扬州地区的权力交接了出来分管给了当时扬州的各大门阀，而谢安、王彪之为首的扬州集团也忙于权力交接。
所以这一段时期，无论是桓氏家族还是扬州集团都根本不可能有时间顾及到益州，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前秦大举进攻益州时，东晋方面无所作为。
东晋未能有效控制益州，益州叛乱此起彼伏桓温公元347年灭成汉之后，桓温的声望开始在朝中与日俱增，可是桓温过于考虑政治上的需要了，他没有将益州趁势收入囊中，因为此时的桓温一旦将益州收入囊中那么势必会影响荆州的发展，在之后和扬州的博弈之中必然会陷入被动，故而不久之后便率军返回荆州。
而这就导致了东晋在这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根本未能实际有效控制益州，先是范贲之子范长生自立，不久之后被益州刺史周抚平定。而范贲自立的同时，萧敬文在川北割据自立，直到永和八年在司马勋的帮助下平定了萧敬文。
然而益州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在这之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仍有不少人冒充李氏后人起兵，导致益州的经济发展一度没有大的改观，而周氏家族的贪暴更是激起了益州人民的群起反抗。
所以前秦攻伐益州前夕，益州的局势可以说是不容乐观的，而这就为前秦攻占益州大开方便之门，而内乱不止的东晋面对的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前秦后果可想而知。
前秦攻益州之战
前秦攻梁州公元373年，桓温去世不足一个月，新上任的梁州刺史杨亮命令其子杨广从汉中西上出发攻打当时被前秦攻占不久的仇池。然而当时的东晋则明显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杨安此举明显是把梁益地区拉下了深渊：
内部，就如同上文所说，东晋内部由于朝政的真空期根本无暇顾及益州，此时杨亮却主动攻打前秦无异于自掘坟墓。外部，东晋军队面对前秦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前秦驻扎仇池的是前秦的精锐力量，而东晋在梁益地区根本没有多少正规军可用，更要时时镇压梁益地区动荡不安的民变让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果然，杨安和杨广的交手以杨广的惨败而收场，而杨亮在听说前线大败之后吓得也退守磐险，杨亮此举也让前秦出兵东晋有了一个借口，更主要的是前秦也摸清了东晋在梁州的底细，让梁州地区的形势是更加的雪上加霜。得胜之后的前秦也趁此千载难逢的时机兵发两路发动了对东晋的全面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