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出现最早的货币就是贝壳，当使用金属铸造货币时都到了周朝时期，周景王铸造“大钱”，再到战国时期每个国家对货币形体和重量都有自己的标准，孟子受各国馈赠金，以镒来计算，发展到秦始皇一统六国，货币也统一成了“秦半两”，再到汉朝时期高祖用“三铢钱”，因百姓私造货币分量不足“三铢”武帝就将钱币规定为“五铢”自此后世至唐都沿用“五铢钱”。魏晋南北朝，也是使用五铢钱的时代。
一、董卓造币，遗祸百年
说到货币在魏晋南北朝就不得不提到董卓，因为在两汉时期为官者的俸禄体系是西汉以钱为主，东汉是钱米掺杂，但是不论东汉还是西汉货币的价值都相差无几。董卓却把这个局面生生的打破了。
董卓到洛阳后，将秦朝铸造的铜人打破，用于铸造钱币，但是他造的钱币十分细小，于是就造出许多钱币，物价随之膨胀，以前一石米只要几百钱，如今一石米要几十万钱，钱币产量越高，物价就越高；物价越高，为了能买到东西，钱币就越铸造越多，到了最后回到了最早的原始交易“以物易物”。
董卓的势力主要在西部，西部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让董卓给破坏了，而在其他地方也有人大量铸造小钱，于是东汉末年通货膨胀十分普遍，也形成了劣质货币挤压优良货币的现象，使得钱币流通一直滞懈下去，一直影响着以后的几百年。
在这一时期，货币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作用来，“以物易物”体现的是实物的价值，仅此一点就足矣这一时期的倒退；这种原始形式，对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这种以物易物的模式，只有在那种早期部落制时才适用，而人类社会是在进步的，在进步的同时，经济体制也是要发展壮大的。
二、三国魏晋时期的货币问题
曹魏时期沿用的是东汉时期钱谷混用的货币政策，但是生产钱币的铜矿主要在南方，魏国领土上铜矿并不多，所以也无法自己铸造钱币，这也是在曹魏时期不能把董卓留下的货币问题解决的原因。
文帝时黄初二年，废铜钱即用谷帛代替；经六年，司马芝仪改用钱，恢复五铢。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晋书》
虽然这时又启用了“五铢钱”但是，因为铸造少的缘故，依旧不能解决董卓时期留下的金融危机。
在看魏文帝时期废除钱币，完全使用谷帛，更加深了钱币制度再次恢复的难度，到了魏明帝时期，积攒下来的弊端更加明显，市场上的谷物大多都是湿的，布匹相较之前更加薄，即使明令禁止，但是依旧不能够杜绝。
“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终不能禁。明帝卒仍铸五铢钱。——《晋书》
在桓玄辅政期间再次建议废除钱币制度，改用谷物布匹代替钱币，用于物品流通。孔琳则认为：货币的存在是为了方便物品流通，减少货物在运输时的损失，谷物和布帛虽然是不可缺少的贵重物品。可是如果要用谷物和布帛来代替货币，那么在运输交易的过程中折损就是是不可避免的。
宋朝发明“交子”“会子”就是为了减少金属货币的磨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那么前卫，但是要用谷物和布帛代替金属货币在这一时期也是很不合适的。
经济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稳定，如果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谁还有心情建设自己的国家呢？
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 ……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廪充溢，或粮靡并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富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诫也。……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晋书·食货志》
从上面这一段史料可以看出来，司马芝和孔琳的看法都是对的，但是孔琳的看法更为全面，孔琳从事实分析了货币的流通比“以物易物”要好的多的好处。
魏文帝这一时期对于究竟选择用谷物布帛这种“以物易物”的形式代替“货币流通”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不过由于铸造货币所需要的铜矿开发很少，导致所铸造的货币根本就满足不了百姓们的需求，所以货币在当时不够流通，一般情况下还是要用谷物和布帛代替，于是就形成了这一种半自然半经济的状态。
魏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吴赤乌元年，一以当千。——《晋书 食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