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头形铜带钩
“龙首柄铜釜” 高13.1、口径8.7厘米，在六盘水市黄土坡西汉墓中发现，釜柄上为龙头的造型（图4龙首柄铜釜）。所谓釜，即古代用以炊事的锅。对于以龙的传人自许的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对龙的崇拜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祖先所创造的龙形象，一直都极普遍地出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世代生活中，这种以龙头巧作炊具把柄的妙想，正体现了这一形象的无所不在。
图4龙首柄铜釜
如果说论体量“龙首柄铜釜”算是一件小器，那么另一件与神秘丧葬习俗相伴的，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立虎索辫纹耳铜釜”，就是一件大得多的器物了。从它高32.8、口径44.3厘米的尺寸来看，“个头”上前者难以与其相提并论（图5立虎索辫纹耳铜釜）。
图5立虎索辫纹耳铜釜
在贵州赫章可乐这个地方的汉墓中发现的铜釜、铁釜，有的套在死者头部，或置于头部侧边。这种葬式，被称为“套头葬”，至今在别处尚未发现，被考古工作者认为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现象。这件文物外形上最为突出的是，口沿边铸造两条对称的猛虎，姿态造型一致，张嘴，尾上扬，虎的眼、耳、须这些细微处，以线刻表现。这种铸虎为饰的器物，在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中，不仅只有这一件，还有一件是在正安汉墓出土的“铜虎钮錞于”，时代与铸虎铜釜应该比较接近。錞于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在云南出土的贮贝器，贮贝器的器盖上，装饰了各种人物动物雕像，其中有一件上就有左手横抱錞于，右手拍击其顶部的人物造型。可见錞于在古代是乐器。正安出土的这件錞于，高55厘米、最小口径22.5厘米，中空，器形瘦长，盘状的顶部正中，铸了一只作欲扑跃状咆哮的猛虎，盘下短颈，鼓腰，直筒（图6铜虎钮錞于）。这只錞于上的铸虎与“立虎索辫纹耳铜釜”上的那两只相比，精致程度，此虎不如彼虎，但是在造型上去却颇为相似。
图6铜虎钮錞于
还有一种见诸日常生活的器具——青铜灯具。清镇汉墓出土的龟座踞人铜灯，高仅26.5厘米，这盏灯的底座作昂首迈步的乌龟，给予人坚实稳固的感觉，龟背上坐着的人物高鼻大眼，如同连枝灯中人物形象的处理方式一样，同样是双手放于膝上，头部顶着灯杆（图7龟座踞人铜灯）。
图7龟座踞人铜灯
这种头顶托灯的造型，在毗邻的云南省也出土了精制之作，如个旧出土的东汉“铜俑灯”（李昆声《云南艺术史》），底部是人物屈膝跪坐的姿式，双手平伸，手与头部各托一盏灯，看上去简练利落，一目了然。这件清镇汉墓出土的龟座踞人铜灯，当我们凑近细看，它的制作是非常有特点的，首先形象生动的乌龟，采取忠实于真实物象的铸造手段，人物则取反差较大的夸张变形的处理方式，头大身细，最为惹眼的是有着一个大鼻子，坚挺而突出地大，这一写实一夸张的手法放在一起，并不让人感觉有什么不协调之处。
在贵州省博物馆的馆藏中，还有造型丰富，纹饰各异的兵器。青铜兵器历来是古代青铜器中，令人瞩目的一个支系。著名的有勾践所用的青铜宝剑，以其极锋利的刃部，复加遍饰剑身的菱形纹，以及在剑格上采用嵌满蓝色琉璃与松绿石，这些艺术的装饰处理，还有剑上的八字鸟篆铭文，使其具备了研究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和文字发展源流等多重价值。以此古青铜兵器话题局限在我们的馆藏来谈。在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一字格曲刃铜剑”，形状也是非常奇异的，作为剑身与剑柄之间的护手——剑格，显得比较宽，剑的刃部却弯曲如波（图8一字格曲刃铜剑）。
图8一字格曲刃铜剑
图9铜柄铁剑
在赫章可乐出土的铜柄铁剑十余件（图9铜柄铁剑），剑身已锈蚀不堪，惟有铜柄上的饰纹完好如初。除上述剑外，还有出土地为：威宁中水的“M形内铜戈”（图10 M形内铜戈）、赫章可乐的“长方形内铜戈”，普安县铜鼓山的“心形铜钺”（图11心形铜戈）、“铲形铜钺”（图12铲形铜戈）等。在认真地研究欣赏那些附于它们身上的装饰及造型后，若按类评析，笔者以为可分为造型大众化而刻意于纹饰者，如那些铜柄铁剑、“M形内铜戈”。剑即剑的一般式样，戈仍为戈的普遍造型，然而纹饰则各个不同，是制作者倾其才智之所在。另一类则纹饰淡化或省略，专意于造型，前述的“一字格曲刃铜剑”、“铲形铜钺”这几件，作为已被专家们认定了的某种兵器，它们的造型显得有些“怪异”，它们的形状与生活中所见的某一物象相似，所以被专家们形象化地冠名了，在满足于兵器功能的前提下，将造型作了如此如彼的创造，不能不认为是古人视觉美感意识的丰富表露。
图10 M形内铜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