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驾崩。临终留下政治遗训，在太庙立碑为子孙誓约。誓约内容除宫内极少数人知晓，连宰相也不知道。每个新皇帝即位，都要去拜谒诵记。新皇帝进去时，只带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跟着，其他人都远远地立在庭下。皇帝一人近前跪诵，记住后就合上幔布，锁门出来。这是宋朝最高等级的国家机密。直到150多年后的1127年，女真人攻破都城汴梁，其遗训内容才大白于天下。
赵匡胤遗训石碑
遗训内容有下列三点：（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的历代皇帝基本上都遵从了赵匡胤的遗训，从柴家子孙与大宋共存亡，以及在新旧党争中失势的官员没有被杀，甚至有的官员被罢黜而又回到朝廷这两点就可以证明。
赵匡胤“黄袍加身”，逼柴宗训退位，但不杀其子孙，即使有罪，不得加刑，不得连坐；另外其登基后“杯酒释兵权”，而不杀开国功臣，也可见其仁厚之心。
我们从赵匡胤的这份遗训可以看出，宋朝所始终坚持的“重文轻武”甚至是“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是赵匡胤所确立的。由于赵匡胤是以武将身份直接从周世宗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的政权，因此，他非常害怕自己身边的开国武将拥兵自重，在自己创建的朝廷重演“黄袍加身”的历史剧。
赵匡胤所确立的这项基本国策从积极的方面看，一是实现了大宋王朝的政权稳固，在当朝没有发生“黄袍加身”式的政权更迭，实现了赵匡胤的初心。二是重视知识分子治理国家的作用。所谓“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确立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在宋朝考中状元比战场立功还要荣耀。它拓宽了文人的发展道路，使宋朝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和影响世界的伟大科技成果。三是政权的稳定使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甚至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但是这种国策的消极作用也显而易见。重用文臣掌握军政要权，对武将进行抑制，文官地位和待遇高于武将。其军事领导体制实行握兵权和调兵权分立，互相制约，战时兵权都由皇帝掌管。同时实行部队“更戍法”，将帅定期调动，互换防区，有效避免了将领的拥兵自重，但武官的积极性也受到了致命打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因此，在对辽、金、西夏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只能忍让求和，割地赔款，始终无法完成全国的统一。即使面对外敌的强烈攻势，皇帝对武将的猜疑也始终如一，像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像精忠报国的岳家军，都空有收复河山的壮志，最后都是饮恨而终，导致北宋和南宋都被少数民族政权所灭亡。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和军事强盛是一个国家生存的两大支柱，不可偏废。虽好斗必亡，但弱兵必败，曾经繁盛一时的大宋王朝的覆亡教训值得我们后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