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所以为战国，乃是以战闻名。各国连年进行兼并战争是战国时代的特征，不论是战争的规模大小、战术战略之钻研论著、武器改良、作战时间等等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变，并且趋于“复杂”及“大规模”。
在战争的间隙，各国的纵横家活跃于国家之间，游士说客，挟纵横之术，运用各种外交手段，瓦解地方联盟，以配合军事进攻。
外交成败，成为各个国家政治中重要的一环，成败往往关乎国家、人民的安危。国家任用人才、礼贤求士，乃是为了应付国家内外千变万化的突发状况，如齐国大兴稷下学宫、秦国客卿制度逐渐发展成熟等等，都是为了解决国家当前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为了持有绝对优势和控制力，也为了占领更多的领土，以及争取国家生存，战国中期以后，各个国家之间出现了国与国的外交援助联盟，“合纵”、“连横”逐渐蓬勃兴起，各国因而更加重视外交的作用。
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是这个道理。战国纵横家正是在此群雄兼并、弱肉强食的战乱局势中应运而生的。那么，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纵横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知常变
战国时期各国形势变化频繁，各种政治力量反复分化、组合，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局面，让纵横家们体会到了事物的“常”与“变”。
在纵横家们的眼中，唯有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信息，观察阴阳两类现象的变化，了解事物生死存亡的道理，计算和预测事物发展过程，从而进行战略决策，才是“上策”。
《战国策》云：“张仪欲以汉中与楚……甘茂谓王曰：‘天下有变，王割汉中以为和楚，楚必畔天下而与王。王今以汉中与楚，即天下有变，王何以市楚也？’”
从张仪与甘茂争论是否应该将地给楚国的针锋相对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国局势瞬息万变，身为政治家，为了应付突发状况所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必须时时刻刻计算和预测事物的变化。
一旦天下有“变”，权力重组之后，政治力量又将有所消长。因此，一定要善用“变”，借以扭转局势或从中取利。
《战国策》云：“秦将伐魏。魏王闻之，夜见孟尝君……燕王尚未许也。田文曰：‘臣效便计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计，文请行矣。恐天下将有大变也。’”
秦国进攻魏国，孟尝君前往赵国、燕国请求支援。燕王屡屡以“吾岁不熟二年”婉拒孟尝君，孟尝君对他晓以利害。
在孟尝君看来，此刻如果不去救援魏国，等到魏国不敌秦军之时，魏国一旦认输割地，必定与秦国联手反过来攻克燕国。
由此可见，苟且于当下短暂的安定，绝非长久之计，局势随时可能因为战事的变化而有所扭转。那么，计算和预测事态的转变，就是纵横家口中的“变”，亦是优秀纵横家必备的素质。
远识与探查
纵横家们总是将自己的目光放得更长远。
张仪担任秦相之后，积极图谋中原。公孙衍为了对抗张仪便在魏国发起“五国相王”，以便通过赵、魏、韩、燕、中山等五国互相承认王号，结成“合纵”以对抗秦国、齐国二强。
齐国反对中山称王，张登为此前往齐国游说田婴，提出齐国如果答应中山称王，待中山与齐国交好之后，必定会和赵国、魏国断交，而且中山的这种行为必定会惹怒赵、魏两国而遭到攻伐，中山不敌赵、魏，必然会事齐。
张登以此来诱使齐国同意中山称王。
然而，张丑依据“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的道理，以及对张登“善于耍小聪明”的了解，推翻了“中山事齐”的说法。而最终的结果，正如张丑所言。此为“远识”。
又如：
《战国策》云：“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
在攻伐中山之前，赵武灵王先派遣李疵前往中山探查情况。李疵提出：“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的社会风气，并且根据“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的原则，得出中山可伐的结论。
从此事可以看出，身为一个纵横家，一定要亲身走访敌国，对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君臣贤德智识、宫内宠信重臣、国力强盛、社会风气、国内外情况、外交动向等等皆有深入的考察与了解。
纵横家们为了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或为了解决国家的外交窘境，密集地收集情报。他们进而根据综合情报分析，以此作为日后商讨决策的依据，最终决定战事攻伐的进行。此为“探查”。
就整个战国后期来看，此时之局势是由纵横家们一次又一次外交活动交织而成的，无怪乎后人感叹道：“战国者，纵横之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