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尼尔·笛福
薄伽丘是一个佛罗伦萨商人和一位巴黎女性的私生子，童年在佛罗伦萨长大，青年时期跟随父亲到那不勒斯经商。当时的那不勒斯国王罗贝托·安如是一位开明而又修养的君主，在他的宫廷中汇聚了大量学识渊博的名家。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和赐予他的给养，以及那不勒斯宫廷与市井中蕴含的戏剧色彩与荷尔蒙，无疑对薄伽丘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十日谈》中的故事取材十分广泛，从奇闻逸事到街头巷尾谈论的故事，人物上到王公贵族，下至三教九流，表现出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其间不乏对教会以及僧侣之狡诈的抨击，以及对于贵族家庭腐化与堕落的抨击，同时也包含一些玩世不恭的态度：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而这个目的大多与情爱有关。读者果然像是置身鸟语花香的平原上，在爱情故事的欢愉中忘记了瘟疫的痛苦，又仿佛摆脱了疫情招致的种种强制性束缚，就好像是冲破了宗教道德伦理强加给人们的约束，或许这才是薄伽丘真正的用意。
薄伽丘
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创作于1827年，讲述的却是1628年—1630年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隆巴迪地区。小说以青年农民伦佐和露琪亚的婚礼受到恶霸唐罗德里戈的一再阻挠开始，以婚礼的圆满达成告终。其间，露琪亚曾几次被劫，随后又前往米兰寻找未婚夫；而伦佐在各种求助未果也到达米兰，先是被卷入饥民的哄抢并遭到“通缉”，随后兜兜转转在传染病院找到露琪亚。最重要的是，之前阻挠两个小情人结合的大恶人染上瘟疫而死。可以说，是瘟疫最终成全了一对恋人。难怪小说中的一个神父会产生如此的念头：“如果每一次瘟疫都能引出这样的结局，能让每一件事都只有收场，那么，咒骂瘟疫倒成了罪过了。所以，不妨让每一代人都遇上一次瘟疫，但条件是得病之后能够治好。”诚然，这对恋人的爱情故事仅仅是贯穿小说的一条线索，瘟疫仅仅出现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而作家浓彩重抹的其实是17时期世纪意大利北方的政治、历史、社会现实，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风土民情。主人公流浪的足迹所到之处，都是西班牙侵略者的蹂躏、意大利贵族之间的战争，以及小人物卑微而凄苦的人生，那场疫情大劫难以及各色人等的表现，更是将那个时期的境况描摹得淋漓尽致，隐含着民族解放的必要与渴望。然而，瘟疫的部分对于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构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且满足了读者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期待，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本身对于宗教与道德伦理思想的笃信。
曼佐尼
《屋顶上的轻骑兵》中的安吉洛也有一段类似爱情的经历：在穿越疫区的途中，他两次邂逅贵妇宝林娜，第一次是在城里被她搭救，第二次则与之结伴而行，屡次帮助她躲避驻军和巡逻兵的哨卡，将她从被隔离城堡中救出，又从霍乱的死神手中将她抢回。最终，二人却因道德礼数而分道扬镳。让-保尔·拉佩诺的电影将这段情感幻化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成为贯穿整部电影的主线。然而，在让·吉奥诺的小说中，它仅仅是人们在疫情当中可能出现的反应之一，是一段小插曲。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是另一个成功的隐喻故事，或者说是描写大灾难的寓言式小说。故事完全脱离或者说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城市，其主人公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白色失明症——的“零号病人”。当我们用“正常”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显得一切正常。然而，当我们突然有一天染上了“失明症”，并非眼前漆黑的失明，而是眼前一片白，无法看清楚“真实的世界。”然而，失明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小说中有一句话：“世界中充满了活着的盲人。”在一个失去秩序的世界里，人类丧失了理智，人性变得丑恶，残忍，冷酷，卑鄙。人类社会所具有的这些丑陋之处，并非仅仅会出现在失明后的世界，它们始终存在，但我们始终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又与失明何异？针对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作者说：“虽然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他正是用“失明症”作为当代社会的暗喻和深刻思考。
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在新作《新冠时期的我们》中写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句话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和平即将到来。仿佛即将来临的黑夜。仿佛是遗忘的开始。’战争结束后，所有人都急于遗忘，疫病也是一样：痛苦迫使我们面对模糊不清的真相，重新思考我们的优势；它鼓励我们为当下赋予新的意义。然而，一旦痊愈，这些启迪就会烟消云散。”人类是那么善于遗忘，尤其是那些痛苦。所以，战争的惨剧才会一遍遍上演，流行病也一次又一次地对人类造成重大灾难。尽管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也在不断改善，但与疫病共存或许是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而又无法避免的状态。
战胜疫情那一刻，我们仿佛又回到《鼠疫》中的那个火车站台上，等待或者已经在拥抱因为隔离而久未拥抱的亲人，同时告别疫情期间的那种“流放感”，也用目光和微笑告别在疫情期间曾经唇齿相依的人群，继而回归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许在这个时候，又会有一部文学作品诞生，用实情、爱情与隐情来讲述我们最近的过往，也用真诚的语言一遍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6日 13版）
Ⅲ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疫病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是影射了人类的某种“病态”生存方式，从而超越了疾病的范畴，成为一种隐喻和寓言式的故事。
意大利作家马拉帕尔特将小说《皮》的第一章命名为《瘟疫》。那不勒斯的‘瘟疫’是在1943年10月1日暴发的，正是盟军部队以解放者身份开进这座城市的日子。瘟疫不仅是小说的开篇，也确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在经历战争的折磨之后，欧洲战败了，带着心中的罪恶感迎接他们的解放者。作为二战后期意大利与英美联军之间的联络官，马拉帕尔特见证了那不勒斯，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经历的一种特殊苦痛。作品所见证的各种战争经历，具有同样的主题与氛围，同样的隐喻手法，也用同样悲凉的腔调讲述战争期间悲惨的故事。这种悲惨不仅仅在于生命的失去，还在于尊严的丧失，以及对人性的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