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15）是俄国作家、剧作家契诃夫逝世的日子。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那些对人性的、市民的、社会的庖丁解牛式的描写，有种恶毒的幽默感。纳博科夫评价契诃夫的幽默：如果你看不到它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可悲，因为可笑与可悲是浑然一体的。
本文作者童道明先生是研究契诃夫的专家，他一生挚爱契诃夫，他的身上，也散发着契诃夫式的温和、浪漫、深沉与悲悯。对于童先生，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有人对他说，“我喜欢契诃夫”。
契诃夫画像
契诃夫的小说创作（节选）
文 | 童道明
契诃夫有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这句话出自他1889年4月11日写给他哥哥亚历山大的一封信。而在三天前的4月8日，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学着写得有才气，就是写得很简洁。”
有个实际的事例可以说明契诃夫对于简洁的追求。
1886年契诃夫写了篇小说《玫瑰色的袜子》。小说主人公索莫夫娶了个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婆，但他并不介意。“怎么的？”索莫夫想，“想着谈谈学问上的事儿，我就去找纳塔丽娅·安德烈耶芙娜……很简单。”但《花絮》主编列依金发表这篇小说时，自作主张在小说结尾处加了一句：“不的，我不去，关于学问上的事儿，我可以跟男人们聊聊。他做了最后的决定。”尽管列依金是契诃夫的恩师，但契诃夫还是用幽默的口吻写信去表示了异议：“您加长了《玫瑰色的袜子》的结尾，我不反对因为多了一个句子而多得八戈比稿酬，但我以为，这里与男人不相干……这里说的仅仅是女人的事……”
契诃夫惜字如金，他的小说不少是开门见山的。
像《胖子与瘦子》（1883）——“在尼古拉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碰见了。”
像《牵小狗的女人》（1899）——“听说，海边堤岸上出现了一张新面孔——一个牵小狗的女人。”
《牵小狗的女人》是契诃夫的一个少有的写爱情的小说，但小说里见不到一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相亲的场面，契诃夫只是告诉我们：“只是到了现在，当他头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写两个人分手之后的长相思，也写到了幽会（但没有用笔墨去描摹幽会的浪漫场面），而小说的结尾一句也是能让读者与两个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一起“陷入遐想”的：
“似乎再过一会儿，就会找到办法了，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但他们两人心里都清楚：距离幸福的目的地还很遥远，最复杂和困难的路程才刚刚开始。”
说契诃夫式的“简洁”，我还想拿小说《阿纽塔》（1886）作例。阿纽塔是学生公寓里的一个女佣，二十五岁光景，她服侍的对象是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克留契科夫，她唯命是从地听从这位大学生的使唤，还“与他同居”。这天，克留契科夫已经动了将要辞退阿纽塔的念头，说：“你要知道，我们早晚要分手的。”而在这之前，契诃夫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交代了阿纽塔的生活“前史”：
“在这六七年间，她辗转在这些公寓房子里，像克留契科夫这样的大学生，她已经交往过五个。现在他们都已大学毕业，走上了人世间，当然，他们也像所有的有身份的人一样，早就忘记了她。”
我读到这里，心里升起了莫名的惆怅，同时也被契诃夫的简洁的笔法所感染。我由眼前的克留契科夫而想象到了阿纽塔之前侍候过的五个大学生的面影，又由那五个大学生的行状而想到克留契科夫“走上了人世间”后也会把阿纽塔忘得一干二净。
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念书的时候，契诃夫就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都往幽默刊物投稿，而且署的都是笔名，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东沙·契洪特，所以也有学者把这契诃夫初登文坛的时期称为“安东沙·契洪特时期”。而且研究者们都倾向于把《一个官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变色龙》（1885）、《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视为众多幽默小说中的杰作。
契诃夫是怀着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与道德诉求踏上文坛的呢？这可以从他的两封书信中看出端倪。
1879年4月6日，契诃夫给弟弟米沙写信说：“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说：“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
一个小小“文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一个“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将军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一个“一看见有人犯上就冒火”的“中士”，都丢掉了“人的尊严”，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诃夫通过对于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张扬的正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
除了“奴性”外，契诃夫还发现另一种人性的扭曲，那就是普通人不甘于当普通人的浮躁。因此，我以为在《一个官员之死》之前发表的《欣喜》（《喜事》，1883），也是值得一读的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佳作。
这个幽默作品写一个十四品文官是怎样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欣喜欲狂的——“现在全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我名扬全国了！”
而这位官职低得不能再低的文官是因为什么才名字上报的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一桩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而名字上了报纸的社会新闻！
后来契诃夫在小说《灯火》（1888）里，也通过一个细节描写，对“小人物”不甘心当“小人物”的“小人物心理”做了令人悯笑的展示——“……还有一个叫克罗斯的人，想必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他是多么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以至于使出狠劲，将自己的名字用小刀往公园亭子栏杆上刻进去一寸深。”——这是俄罗斯式的“XXX到此一游”。
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基能从契诃夫的这些幽默小品中，“听到他因为对那些不知道尊重自己人格的人的怜悯而发出的无望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