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大臣再三反对,乾隆也要坚持南巡:不去南方,焉知中国?

2020-07-22 17:47:02 作者: 即便大臣再三

作者:金满楼

历朝历代,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汉人大臣们通常认为皇帝出巡只是贪图享乐,因此,每当有皇帝想要出巡时,总是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乾隆六年(1741年),首议木兰秋狝的乾隆也同样遭到科道官员们的反对,但乾隆态度却十分坚决,他的理由也更加充分:

“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由平时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

若平时将狩猎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致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

在乾隆看来,天子巡幸不仅仅是“敬天法祖”的表现,同时也是“勤政爱民”的体现。

乾隆十二年(1747年)时,乾隆在避暑山庄读书作诗之余发了一通感慨,其表示:

三代之后,时间最长的不过汉唐宋明四朝,但即便这四朝,往往在一二代后即发生内乱,究其原因,主要是继任统治者不知开国劳苦而怠于政务。

有鉴于此,圣祖(康熙)在平三藩后即行巡狩,虽有耗财劳众之弊,但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总的来说,“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也”。

乾隆的意思十分明白,作为一国之君,不应晏处宫中,耽于逸乐,而应该走出深宫,体察民情。

如对于“宋主微行”一事,乾隆即认为,“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当然这个做不到);

而对于元顺帝“端居深宫,委柄臣下”并因汉人大臣反对而放弃北巡塞外的做法,乾隆并不赞成,其认为“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乎?”

为了避免如隋炀帝等人好于玩乐的指责,乾隆有一点非常聪明,那就是善于借用儒家的“孝道”。

乾隆朝的早期巡幸活动大多奉太后而行,这一方面是乾隆事母至孝,而太后钮钴禄氏也堪称身体强健、喜欢出游;另一方面,乾隆也可以“尽孝”为名,令臣下无从反对。

如其在首次南巡前发布的谕旨中所称:

“……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

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

……辛未年(即乾隆十六年)春,正我圣母六旬万寿之年也,将见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上以广承欢之庆,下以慰望幸之忱。”

如此一来,大臣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乾隆南巡呢?

“奉母出游”的借口固然冠冕堂皇,但乾隆南巡的目的绝不仅于此。

事实上,乾隆六次南巡之举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动或喜欢游山玩水,其屡屡出巡的真正原因和愿望,实际上是借以创立和巩固他心目的“全盛之势”。

换言之,乾隆效仿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其主要动机在于牢固控制江浙并充分利用江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巩固其统治,发展其“盛世”。而这,才是乾隆真心想做与要做的。

乾隆对江南尤其江浙的重视,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人文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宋元明清时期,江浙一向是鱼米财赋之区,两省田地、赋银、赋粮数,分别占全国田地、赋银、赋粮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

按:乾隆十八年时,全国在籍田地七百零八万顷,征赋银二千九百六十一万余两、粮八百四十万余石,江苏民田六十八万余顷,征赋银三百三十七万余两,粮二百一十五万余石,浙江民田四十五万余顷,赋银二百八十一万余两,粮一百一十三万余石。

再以盐课为例(清廷于田赋外的第二大收入),江浙几乎占到全国总数的近七成(乾隆二十九年全国盐课三百八十余万两,江浙二百五十八万余两);而在每年运京的400万石漕粮中,江浙贡献了近250万石。

由此可见,江浙二省对于清廷是何等重要了。

此外,江浙也是人文茂盛之区,才子学人、科考功名远胜于他省。其中,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61名状元中,江浙占了51位,而榜眼、探花及二、三甲进士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按:顺治朝8名状元中有6人来自江浙,康熙朝21名状元中,除山东邓钟岳外,其余20个状元都来自江浙。雍正朝5个状元,江浙居其四。乾隆朝27个状元,江浙占了21个。

由此,江浙官员任职之多、之广、影响之大,都是他省难以望其项背的。此外,江浙两省也是前朝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与举动也一直令清廷不敢掉以轻心。

综上所述,乾隆南巡也就成为必行之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