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八思巴
而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比喇嘛教逊色得多。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元顺帝之子）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了八思巴文。“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附之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
八思巴文
为推广这种“官方文字”，朝廷在地方广设蒙古字学堂进行教授。大批中原汉人为获进身之阶，不仅主动学习八思巴文，还给自己蒙古名字，一度有“被蒙古化”的趋势。
另外，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
像元宫廷中，主要使用的依旧是蒙古语。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只有元文宗和顺帝，汉语水平稍高，堪称“另类”。
用八思巴文书写的“圣旨金牌”
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给皇帝讲解，可谓劳心劳力，“疲惫不堪”。
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更是少数。相传，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
影视剧中的元朝宰相阿合马，是个如假包换的色目人
因此，元朝的政治体制，跟前面的“大蒙古国”一样，都具有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既行汉法，又存国俗”，这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有着很大的差距。
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即便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仍反映出强烈的文化差异。
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
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
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
这在传统的儒生看来，是极其荒唐可笑的事。但这样的“怪状”之所以多次出现，单纯是因为元朝统治者，将“皇太子”错误地看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代名词。
再比如被称为“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成了授予元朝重臣的“荣宠虚衔”。
尤其是元朝中期，“三公”被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连僧侣和匠官，都可以成为“三公”中的一员，以至于元文宗时官修的《经世大典》，干脆“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元文宗如何理性看待元朝艰难的“汉化”？
蒙古势力进入中原前，一直都是传统的“游牧—狩猎”型经济，对传统农业可谓“一无所知”。因此，要想让元朝的统治者们认识到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要比其他北方民族政权难得多。
另外，以北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政权，接触到的唯一“成体系文化”，就是汉文化。而元朝的统治者们，在接触到中原汉文化之前，已经深度接触到了吐蕃的喇嘛教文化、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的基督教文化。
在当时的元朝统治者看来，汉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像元朝蓬勃发展的天文学，就有赖于遥远的波斯文明（详情戳?元朝天文学：华夏与波斯文明碰撞出的幻妙火花 ）
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是元朝天文学的“带路人”
综上，元朝统治集团不可能摆脱“草原本位”思想，做到完全从中原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元明二朝的“魔幻联动”
比较有趣的是，元朝皇帝尽管享有无上的权威，但君臣关系似乎“比较融洽”，其实原因很简单：
蒙古皇帝有非常强的“天命”、“神授”意识，对作为“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
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
到了明朝，君臣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统治阶层是出身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
入仕者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逆袭”，跃跃欲试的士大夫。
于是，明朝的很多皇帝“天生”恣意妄为、骄横跋扈，可以说是元朝“家天下”观念的“深度迭代”，君臣关系更是趋于紧张。
另外，“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臣之例”并不多见，到了明朝则被“发扬光大”，成了明廷的“家常便饭”。
总的来说，元朝尽管“不足百年”，但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甚至悄悄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明清两朝的君主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