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间，正值大清内忧外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是很考验一个皇帝的素质的。历史证明，咸丰帝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他不仅无法扭转和阻止王朝的没落，反而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逃离国都，成了一个弃国弃家的悲情天子。可以说“巡幸木兰”是咸丰帝执政期间最大的一个污点。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第二年，英法等国利用与清廷互换条约的机会，再次挑起战争，但此次却大败而逃。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组织远征军开抵中国，七月初，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八月初，一直打到了通州，直逼北京。
这个时候的咸丰帝再也坐不住了，他一面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穆荫赶赴通州与英法议和，另一方面，他积极准备逃往热河避难。那么第一个建议咸丰帝逃跑的人是谁呢？他就是前敌总指挥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由于在战场的最前线，深知英法联军势不可挡，必然会攻入京城。于是他密奏咸丰帝说：“战既不胜，唯有早避”，奏请“巡幸木兰”。
中国古代有个传统，文人在汉字方面的运用尤其高明，喜欢咬文嚼字。皇帝避难不能叫逃跑，而叫做“巡幸”。所谓的“巡幸木兰”，实际上就是请咸丰帝离开北京，逃亡热河避暑山庄的另一种说法。
身为九五之尊的咸丰帝，自然是抹不开面子。因此，他在逃跑以前，还要虚伪地玩弄一场文字的小把戏，谕称：中外即将决裂，朕绝不会抛开江山社稷，置列祖列宗的宗庙与臣民百姓于不顾而北逃热河，现已准备“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
如果咸丰帝真是有这样的气魄，且不论对英法战争的胜负如何，至少在全国臣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咸丰帝的历史评价也将就此改写，人们会毫不吝惜的将各种圣贤、英明等词赠送给他，这比他窝囊地死在热河要强百倍。
可是咸丰帝在颁布亲政上谕的同时，又将僧格林沁奏请“巡幸木兰”的奏折交给王公大臣讨论。他的意思很明确，是希望大家能顺着自己的意愿走，赞同巡幸之举，以便堂而皇之地以俯准朝臣所请为由，而北走热河。
咸丰帝的如意算盘这一次出错了，他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大清朝一向自称“奴才”的王公大臣们，显示出了比皇帝更为坚定的决心，他们居然敢于违逆皇帝的意旨，反对皇帝出逃。
第一个发言的是大学士周祖培，他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很快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皇上欲亲统六师，以征讨英法丑类，可见天子安抚天下之圣意，但是通州并非澶州，现今朝廷也没有寇准那样的贤能之相，因此皇上的御驾亲征之举，非万全之策，“断不可轻于一试”，但是，若如僧格林沁所请“巡幸木兰”，则更属下策。
周祖培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他认为一是北京城墙高大坚固，若是北京城都抵御不了英法侵略者，热河一带皆平川大野，则更无可防御；二是皇上一旦离开京城，必致人心涣散，闹不好将会导致“土木堡之变”。
可以说，周祖培的这番话至情至理，说到了要害。当时的其他大臣，如大学士祁隽藻、潘祖荫，醇郡王奕譞、侍郎文祥、御史许其光等人，皆上奏咸丰帝万勿出走，一定要坚守北京。他们分析说：皇上如果离京巡狩热河，必定要留一位代替皇帝的监国之人。此人若是”无能者，必误事，其害尚浅“，但若是有才者，“倘一擅专，则有不可设想之大祸”。甚至有人还以大不敬的口气责问咸丰帝，如若弃京而走，“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示臣庶”？
众多朝臣之所以坚决反对咸丰帝北逃热河，除了担心有人会乘机觊觎皇位，导致皇权旁落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皇帝的责任在于保存江山社稷，保卫祖宗陵寝，不能做致祖宗宗庙于不顾的逃跑皇帝。侍郎毕远明确进言说：“从古国君守社稷，断无远出之理”。
咸丰帝难道就不懂逃跑要留下千古骂名吗？显然不是，他之所以要选择出逃，也是有自己的想法与顾虑的。
咸丰帝认为坚守北京，并不能保证英法夷人不会起歹意，甚至会下毒手。因为历史上皇帝被杀被掳的事例并不少。如果是那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名声照样不好听。
因此，咸丰帝和另外一些大臣，极力为北走热河寻找根据。他们认为，唐玄宗和唐德宗，在“安史之乱”和“泾源兵变”时，都曾弃离长安出走，但后来都镇压了叛乱，再度中兴。暂时北走热河，并不一定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可怕。咸丰帝在召见了反对出走的大臣时就询问：“假如夷人进城，将置朕于何地？”，大多数朝臣既无退敌之策，又无应对回旋之法，只能是相应而泣。
但是有些大臣还是指出，咸丰帝出走是死路一条。潘祖荫的奏折内即有“国君死社稷，上欲何往”一语，意思是说，一旦北京失守，皇上应以死而殉江山、社稷与宗庙。咸丰可不愿走这条路，连性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江山社稷、陵寝和宗庙。
咸丰帝的支持者，肃顺和端华他们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清军是否有足够的兵力，能否确保北京的安全。他们问负责北京城防的大臣：“有何准备？”回答说“无”，又问：“京城兵力，足以抵御？”众大臣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端华对参加会议的大臣们说：既然京城无可防守，怎么能让皇上置于危险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