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旭东（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记忆是人类一种比较复杂的思维和心理活动，它既表现为个体的深层精神活动，也表现为集体的无意识行为。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灾害记忆……有一类记忆，没有特定的记忆主体，属于集体记忆的一种，以广大人民群众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传承，或可称之为民间记忆。这类记忆所形成的文本，既有已被民俗学、民间文学所观照的韵文体，也有尚未归入某一学科门类的类似口述史料的散文体。在已有的考古发掘或者历史探源中，民间记忆犹如一把打开密室的钥匙，成为破解考古或者历史文化真相的关键一环。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龙形玉佩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玉豹镇
一首童谣，隐藏着数百年前的历史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认为，童谣是“具有特殊影响力的文化现象”，“珍视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有重要的发现”。考古学实践也证明了这一论断。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这是一首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流传数百年的童谣，当地还流传着张献忠千船沉银的传说，也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2015年底，学界专家认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传说成为史实，流传数百年的童谣没想到竟然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按照民间文学的一般观点，传说本身就是以真实历史为根据的，其历史价值自不必说。而童谣，向来被认为是训练孩童语言和思维的民间智慧，多为韵文体，朗朗上口，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从“江口沉银遗址”的真实情况看，这首童谣至少包含了两个信息：一是沉银的地点，应该距离石龙石虎所在位置不远；后证明石龙石虎向西直线距离约1500米的地方，即府河和南河的汇合处，也就是正史《明史》、地方志《彭山县志》所记载的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地方。二是沉银数量巨大，“万万五”是一个概数，说明数额巨大；另外,当地还有“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中华宝藏兴，民族昭千古”的摩崖石刻，也佐证了财富数量之大。
民间文学本身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元素积淀而成，与历史并非直接、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然而，对于“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注重让器物说话的考古学而言，也许可以因此获得启发：并非只有洛阳铲才能探知埋藏在地下的秘密。实际上，历史事件有可能永远成谜，也可能在不经意间留下了蛛丝马迹。这种痕迹可能是地上的残垣断壁、地下的土层灰坑，也有可能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说、童谣。当时的人们把历史信息编进口头文学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包含的历史真实被逐渐遗忘，这就需要后人顺着这些蛛丝马迹解开谜团。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 李韵摄/光明图片
一则传说，暗含着黄金家族的族源密码
传说是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一种类型。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强调过传说的历史意义，认为传说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如果说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一般都会留下鸿爪雪泥的话，那么对于一个族群的历史，甚至一个家族的历史，则大多来自口传的家族记忆，再加上战乱、灾难等外在因素，即使是有家谱这样的民间文献，很多时候也只能依靠祖祖辈辈口传家族的过往。
河南中牟县一个蒙古族黄金家族的族源身份问题，就是通过族群内部流传的姓氏传说，辅之以家谱、碑刻得以确认的。传说的内容大致包含了祖先的身份——“木交王”“总兵”；逃匿的原因——因触怒皇帝而避难；藏匿地点——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姓氏的来源——为隐藏身份，分别改姓“较”“效”“校”。传说中的三个核心元素：民族身份、分布地区与姓氏来源，相当程度与历史、现实相吻合。可见，口头传说文本即使不是确定校姓的关键因素，至少也起到了诱发族源探究热情、为民族身份确定提供线索的价值。
家族的历史以传说的方式流传，成为一种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在中国既是一种民间的传统，又往往暗含有某一特殊时期难以对外言说的历史信息。正如校氏家族的族源传说，一开始可能为了守住这一家族的秘密，只是在较小范围内秘密地、有意识地通过祭祀、讲古等方式传承着。
岁月可以风化碑刻，鼠蠹可以侵蚀家谱，传说作为活着的文本一直在人们口中流淌，虽然会受到记忆机制的制约而降低准确度、可靠性，但终归留住了获得真相的线索。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外景
册封亲王妃金册，2017年出水于江口古战场遗址 李韵摄/光明图片
一段回忆，寻找到西汉王陵的通道入口
除了童谣、传说这一类已经成为流传已久、已成体系的固定记忆文本之外，寻常百姓对日常生活一段松散的、零碎的回忆，有时候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史料”作用。这种日常回忆并非一定是讲述者亲历，也可能来自家族成员的代际信息传递。另外，日常回忆所展现的“史料”价值并非一种偶然，大部分的日常记忆内容过于琐碎，缺少成为“史料”的机会；只有当这种记忆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遇，才产生了“记录”历史真实的价值。当然，民众的日常记忆之所以能够记忆深刻，是否早就有某种历史关联性，目前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