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我国历代的中央管理机制，唐代的政权组织较为成熟。不仅可以相互制衡，且有明确分工的三省六部制，具备了积极合理的封建科层制功能，因此创造了一个盛唐。除此之外，宰相制度在唐朝的发展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宰相”一词我们并不陌生，但我们往往先入为主的认为宰相是“一人操持国政”、“权倾朝野”，实则并不。“丞”和“相”都是次要、副手的意思。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丞相和其他官职相比并无不同，但随着秦统一，皇权的高度集中，使得皇族中的丞相“内外兼修”，即外理朝堂诸事，内要兼顾皇族族内琐事，这是丞相的由来。在唐代，皇室给四品到五品的低级官员发展一套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低阶宰相行使宰相权责。从这种角度来说，唐宋，尤其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更具有典型意义。
“宰相”在唐朝的第一个叫法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以下简称同三品)。正如大家所熟知，唐代伊始的政治制度多是延用隋朝，且在其基础上发展了三省六部制。魏晋时期已经形成了中书门下两省为帮助皇帝行使权力的局面，而在隋朝像唐过渡时期，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三省六部”，即各个部门各司其职。
初始，六部隶属于尚书省，当时的宰相其实是尚书省长官，中书和门下一般并不具备真正的宰相权力。太宗后，由于尚书令官职过高且不赋予他人，所以尚书省就用左右仆射作为当时的省长官，而其也因此登上宰相地位。
与此同时，虽明面上和尚书令一样具有宰相地位的中书令及门下，却并无实宰相权。我们由此引出“同三品”。
贞观十七年是“同三品”第一次出现，是为了提高侍中和中书令的身份使他们获得与尚书左右仆射相同的地位，此后其作为参政许可证，即虽无论官从几品都要加此衔才得行使所谓宰相权。除此之外，宰相的地位会随着三省制度的变迁发生改变。
例如拥有批改封还奏折及诏令权力的门下省逐渐取代尚书省成为唐前期三省运作的核心。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首相地位被最终确定就是该变迁作用的结果。龙朔二年四月四日，中书令被改为西台右相，侍中为东台左相。
又分别于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改为左、右相并确立丞相身份。而从贞观年尾尚书省的权力已经逐渐削弱，并于玄宗时被从宰相行列剔除。“同三品”在高宗、武后、中宗时使用最多，后逐渐减少，该衔最后一次被授任是肃宗至德二载李麟时期。
唐中期裴炎移政事堂至中书省，开元十一年，政事堂被中书省改为中书门下。同年，高宗逝世，裴炎升迁为中书令，且政事堂转为中书门下。而推波助澜的变动则是朝廷长期被姚崇、李林甫等权臣操纵。这一系列的变动使得中书令逐渐登上首相地位，从出令机关变成财政机关。
细看上述变动，先是中书令在政事堂的首相地位及在权力游戏中的优势在武后掌权后更引人注目，从此一跃成为宰相的关键。且有了裴炎为先例，三省的制约平衡被打破，从侍中直接升任为中书令逐渐普遍化。再说政事堂迁移一事。
公元683年，裴炎升迁，同年政事堂迁移至中书门下，此举象征着政事堂正从宰相和议场所过渡到制度上的最高权力决策机构，并建立了在中书省基础上的、高于三省的最高政务机关。此
外，中书门下中书令拥有较高权力的原因是政事堂的迁移使得中书省属官都成为了中书门下的堂后官。最后是朝廷落入权臣手中，从开元直到天宝，权臣作祟，逐渐运作了把中书令当作中心的中央集权。也这一系列的变动使得中书令逐渐登上首相地位，从出令机关变成财政机关。
如果说前文所列的种种变革是对唐朝历史的推进，那使得这个朝代发生真正里程碑式变化的，是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衰减。
安禄山叛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
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如此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后，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更为严峻，旧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刚刚结束战争的这个朝代，于是政治家们开始重谋出路，寻找更适合当前形势的统治管理政策，而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行动，无不冲击着旧的三省六部制和宰相体制。
安史以后，原先的政治格局变得支离破碎，拿三省来说，尚书省逐渐被不重用，原先的官员也成为其他官员的寄禄官，更不用说六部其他部门，皆不处理本部门的事务。
虽然战争后的皇帝有尝试过让尚书省重新担起大任，但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存亡面前，它所代表的体制无法再起到作用。历史进程中，往往都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尚书省的没落已是必然的结果。
不仅尚书省，三省中原来担大任的，如中书令、侍中等也逐渐形同虚设，“同三品”也渐渐的不再能代表“宰相”。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在唐朝开始有了另一个名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称呼从唐一直延用至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