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当国的最初几年，大汉帝国还处于清静无为黄老思想的影响之下，朝堂上的外戚势力、朝臣势力依旧很强大，这导致了汉武帝手中的皇权很有限，离一言九鼎、集大权于一身还很远。
皇权受多方制约，帝王无绝对权威，作为具有雄才大略的新君，汉武帝自然要想尽办法打破此等困局，进而实现皇权大一统。
古今中外，老大集权有个捷径，那就是发动战争，尤其以发动捍卫国威的对外战争最为行之有效。
这样的战争一旦打响，老大不仅能迅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而且能有效绕开朝堂上的各种矛盾，捆住反对派的手脚，更关键的，朝堂上的权力将随着战幕的拉开快速集中到老大手里，如果仗打胜了，老大的权威将强势树立，握在手中的大权将再无散出去的可能。
大汉帝国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登上庙堂时，日益强盛的国力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战争是粗暴的，但怎样发动战争却是朝堂上的政治艺术。
汉武帝的做法很高明，决意征伐匈奴前，他站在不忘大汉国耻的道德高地，挥出了两把复仇的利剑——高帝曾遭“平城之耻”，高后曾受“嫚书之辱”，征伐匈奴是报仇雪耻，是春秋大义，是扬我大汉国威。
为此，汉武帝颁下了一道情感浓烈、掷地有声的诏书，其中有这样的话语——高皇帝遣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史记·匈奴传》）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拥有权威的窦太后去世了，这为汉武帝征伐匈奴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首击匈奴，汉武帝想下一盘大棋，最好能一举荡平匈奴主力，斩杀匈奴单于。
大行令王恢是朝中坚定的主战派，建元七年，他向汉武帝献上了一条绝妙的破胡之计。
这就是著名的马邑之谋——利用和亲局面下匈奴对汉容易轻信的心理，以献出边境贸易重镇马邑为诱饵，预设数万伏兵，待匈奴单于率众到来时，围而聚歼之。
先不说马邑之谋有何瑕疵，单说它的战略构想，那是完全符合汉武帝的胃口，此谋如能顺利实施，那将是全歼匈奴主力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斩首行动。
廷议此谋时，虽然有主和派御史大夫韩安国站出来反对，但汉武帝力排众议，很快在战略棋牌上落下了这首击一子。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诱歼匈奴之计进入实施阶段。
汉武帝接连下了几道命令：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统兵三十万，埋伏于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待匈奴兵南下之后，王恢另领一军迅即出代郡，从背后拦截匈奴大军辎重；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监督诸军，四将皆为其所属。
主张派力战，主和派监督，汉武帝的排兵布阵，还是很讲政治智慧，用人艺术的。
战阵悄然布开，下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引诱匈奴单于上钩了，担负这项关键使命的是王恢的老朋友，马邑富商聂壹。
聂壹的到来，没有引起匈奴单于的怀疑，听说有这等好事，匈奴单于连连击掌说好。见匈奴人上了钩，聂壹与匈奴单于约定：待杀死马邑县令、县丞后，即派人来报，到时匈奴单于即可率兵入城受降。
钩子顺利下出去之后，聂壹返回了马邑。
不几日，马邑城楼上果然挂出了两颗人头，其旁还各张一白布，上面写着姓名及罪状，一为县令，二为县丞。
这两颗实为死刑犯冒充的人头成功地打消了匈奴单于的疑虑，之后匈奴单于率领十万大军，经长城，越武州塞，浩浩荡荡地直奔马邑而来。
现在该说说了马邑之谋的瑕疵了，此计谋固然高妙，但也有致命的弱点——几十万大军玩一个阴谋，细节执行不到位，只要有一人出问题，走漏了风声，最终可能就是白忙活。
也许是太想让匈奴十万大军尽快进入伏击圈了，汉军犯了一个“欲盖弥彰”的错误，匈奴单于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这一路过来，沿途居然一个阻击的汉军也没有，到处都是牛羊，可又看不见牧人。
事出反常必有诈。
为进一步探明虚实，匈奴单于随即下令攻击汉军设在边郡的一处哨亭。
未曾想，运气在这关键时刻站到了匈奴人一边，他们抓获了哨亭尉史，这哨亭尉史为了活命，竟全盘供出了三十万汉军设伏于马邑的实情。
得知这一实情，匈奴单于仰天大笑，吾得尉史，此天助也！
笑完，随即勒转马头，一声号令，十万大军飞速退去。
就这样，一条舌头彻底坏了汉武帝的一盘大棋。
战场祸福有时候是很微妙的，汉武帝派出的这四将，如果匈奴大军顺利进入伏击圈的话，王恢极可能是捞到大功劳的那一位，原因很简单，一来以强兵拦截匈奴辎重，容易得手；二来如果匈奴单于突出重围，很有可能落到他的手里；然而，如果匈奴大军没进入伏击圈，掉头跑了，谁最倒霉呢？
不是别人，还是王恢。
不妨来看看王恢糟糕的现实处境。
按照原先的部署，韩安国等伏兵全面出击，与王恢拦截辎重，大致应同时发起，那样王恢面对的就是匈奴的后尾部队，而不是全部主力。
现在好了，匈奴十万主力根本没有进入伏击圈，那王恢面对的就不是匈奴尾巴，而是匈奴獠牙了。
战还是不战？
这个问题看似考验的是勇气，其实考验的是政治智慧。
遗憾的是，王恢的政治智慧未能应付这一局面，他做出了一个自以为忠心、勇气俱可鉴的选择，他没有出击，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匈奴单于率领十万主力汹涌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