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载可知，宋画院的御用画家受命为皇帝作画，须先呈交图稿，得到认可之后，方能绘制正式作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位“希孟”多次以画作进献，以其“十八岁”的年纪与涉世极浅的履历，他何以有此资格？这种违背惯例的行为可否佐证上文的推论，或者说，除了画学生徒的出身和文书库吏员的名分，献画者是否另有不为人知的显耀背景？
4、徽宗缘何对“希孟”关爱有加？
所谓“召入禁中文书库”语义含糊，并未说明是授予他具体的职务，还是给他一份闲差，特许出入宫禁，以便观摩内府所藏先帝宸翰、古今图书。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他有充裕的闲暇作画。蔡京的跋文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他不仅多次向徽宗献画，而且花费半载光阴绘制了一幅流传至今的山水长卷。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临摹这幅画卷，也需要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总计五六个月才能完成。此外，据说这幅画的质地还是极其贵重的“宫绢”，所用的石绿、石青之类矿物颜料也价值不菲。如果“希孟”只是一名文书库小吏，他凭什么放着份内的差事不干，整日调色染翰，沉溺绘事？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人所能享有的特殊待遇。非但如此，徽宗还亲自传授画法，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所谓“其性可教”不足以作为徽宗对“希孟”格外青睐的理由。可以设想，在皇家创办的画学之中，经过层层选拔，必定不乏天资聪颖、有心向学的俊异之才。如果因为“其性可教”，徽宗便要一一“诲谕”，岂不忙煞这位风流道君？联系前文提出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怀疑徽宗与这位年青画家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5、徽宗为何将图卷赐予蔡京？
最终，徽宗为何将图卷赐予蔡京？跋文称：“上嘉之，因以赐臣京”。由于“嘉许”某人之所作所为，故将其作品转赠另一人，因果之间缺乏必然的关联性。换言之，蔡京的说法是一个逻辑链不完整的表述，其间必定还有尚未道明的原委。据此，有理由猜测徽宗赐画也有具体的用意。那么，徽宗的用意究竟何在？
探寻：破解作者身份之谜
依循前文提出的思路，假定《千里江山图》的作者乃赵姓宗室子弟，那么能否在宋代宗室之善画者中找到一位“疑似”的人物，进而搜罗史料证明两者实为同一人，以期查清“希孟”的真实身份呢？
笔者认为，基于古代文人以“人品”论“画品”的批评原则，他们或许会忽视众多造诣非凡的职业画家，但“衣冠中人”之长于绘事者，则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如果《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确为宗室成员，所谓“画史失载”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此，检索宋代画学文献不仅是无可回避的必要环节，更是从事此项研究的关键步骤。
宋人所撰画学论著，比较系统的断代史仅有两种，即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和南宋邓椿的《画继》。前者承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余绪，上起唐武宗会昌元年，下迄宋神宗熙宁七年，记录了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的画坛人物及其成就；后者又续郭氏之书，始于神宗熙宁七年，终于孝宗乾道三年，正好涵盖了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的历史阶段。以上三部著作，不仅内容前后衔接，而且贯穿了一条脉络分明的精英史观。从研究的旨趣出发，《画继》卷二《侯王贵戚》一章理应予以特别重视。
与此同时，一位名为“士衍”的宗室子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士衍号花一相公，长于着色山水，宣和初进十图特转一官。犍为王瑾家有扇面，意韵诚可喜爱，然少见于世，瑾即其甥也，故得之。」
“士衍”与“希孟”存在令人惊讶的类同
对照《千里江山图》及蔡京跋文，不难发现“士衍”与“希孟”之间存在令人惊讶的类同之处：
1、善画“着色山水”
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演变来看，唐代是“着色山水”的鼎盛时期，查两宋以擅长着色山水而见诸记载的画家，不过寥寥数人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邓椿并非泛言“士衍”长于“山水”，而特别标出“着色”二字，说明“着色”是其画风的显著特征。
2、时代相同，年龄相仿
依据蔡跋、邓文所叙，“希孟”与“士衍”都曾向徽宗进献画作，毋庸赘言，他们生活于同一时代。
此外，据其年龄判断——如果排除“早死”的可能——赵士衍应该经历了“靖康之难”。在这次毁灭性的灾难中，与徽、钦二帝同时为金人所掳的宗室多达千余名，其中80%以上的人因不堪凌辱而死于迁徙途中，但也有少数人侥幸得以逃脱，赵士衍的同宗兄弟赵士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士皘……随上皇俱北迁，乘间变姓名入僧寺中，落发，衣僧衣以行，至会稽。」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赵士衍也混迹于这支由高贵的囚徒组成的庞大队伍里，他会做出何种反应？极有可能，他也会像赵士皘那样，设法保全自己的性命并寻找南渡的机会。隐瞒其“皇孙”身份，是他苟且偷生的首要条件，而冒用姻亲之姓，也许是一个人在慌乱中所取的应变之策。倘若他能逃得一命，投奔其姊妹所适的犍为王氏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终南宋之世，犍为县仍处于汉人政权的领土之内。
遗憾的是，没有史料可以证实以上猜想。我们也无从获知赵士衍在北宋覆亡后的任何消息。但看来凶多吉少。以他早年所显示出的艺术才华，真能渡江南下或避居川西地区，他应该在南宋画坛多少留下活动的踪迹，然而毫无线索可查。另一种可能的结局是，他未能逃脱命运的诅咒，最终死在风雪交加的燕山脚下。他没有子嗣；而且——按照邓椿的说法——他也没有留下多少作品。
也许，正是这场巨大的变故，使生逢离乱的“赵士衍”变成了以画名世的“王希孟”。
结语
通过以上讨论，本文试图证明蔡跋所谓的“希孟”就是《画继》所载之“士衍”。在当前掌握的史料范围内，也不难得出初步结论，即二者名字对应，年龄相仿，特长一致，行为类同，尤其是联系北宋后期宗室制度和取士之法改革的总体情势，笔者深信二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大，换言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很可能就是赵士衍（字希孟）进呈徽宗的“十图”之一，也是其留存于世的唯一作品。笔者无意推翻学界成说。写作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确切的答案，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