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元年（1017）二月，赵安仁言：宗正寺所掌宗庙祠祭及编修玉牒属籍，并未有经书文籍检阅故寔。除《通典》《会要》及前代亲属图牒文字欲将本寺公用钱写置外，其国子监印本书籍，乞各赐一本。从之。
国子监印本书籍，可以上请颁赐，而《通典》《会要》因为没有刊本，只能用宗正寺公用钱请人抄写以备检阅之用。由此可见，在1017年以前，《通典》一直没有刊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宋文献所载在天禧元年前引用《通典》的都是太常礼院中礼官，而不见其他省府和地方官员援引的现象。因为没有刊本，仅有的抄本或副本只能供礼院使用。联系宿白引录《长编》卷一二三所记，或许就是因为宗正寺花钱写置《通典》，才引起朝廷重视，从而刊刻此书。所以，宝元二年已有刻本《通典》，可以看作事态发展的必然。
尾崎康1991年10月应邀来北京大学作五次版本学的系列讲座，讲述其曾将傅增湘旧藏，今藏天理图书馆《通典》之刻工姓名与绍兴年间之各书刻工一一比对，确定其为绍兴本；又仔细比勘绍兴本与本书之行款版式、刻本风格等，进一步认定本书是绍兴本据以覆刻的底本，再次将本书定格为北宋本。但因当时未见宿白文章，故仍然认为是“十一世纪后半刊本，十一世纪末期修补本”。
绍兴本系据北宋本覆刻，此慧眼卓识，可以信从。若说是“十一世纪后半刊本”，也只能落在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八年（1063）之间，依照本书避讳情况，再往后，便必须避英宗名讳。为此笔者重新校核全书中英宗讳字“曙”，皆不阙笔，唯卷一四六“从昬达曙”之曙作“署”。宋人讳曙，或缺笔，或改为晓、旭，不省“日”旁，此为错写别字。依《淳熙文书式》规定，“署”字为同音嫌讳亦当缺笔，今《通典》出现四百余次皆不避。再从官宦、文士应用角度观察，嘉祐进士杨杰在《禘祫合正位序议》一文中援引《通典》立论，熙宁进士张耒《欧阳伯和墓志铭》提到欧阳修之子欧阳发援据《通典》为礼官陈公襄定皇曾孙服制，元丰进士华镇《皇猷》诗之四“绵绵句丽”下引《通典》作注。以上三人都是北宋中后期人，官阶尚不足进馆阁亲阅写本《通典》，故所援据，多半是刻本《通典》。宝元以前有刻本，渐次通行，以致文人学士能信手引用。又《通典》字体与《御注孝经》相近，狩谷棭斋定《孝经》刊于天圣、明道间（1023～1033）。所以，将北宋本年代定在十一世纪上半叶，有足够的文献依据。
年代虽基本确定，但它是官刻还是坊间私刻？宿白根据“当时民间尚无刊刻史书的著录和民间刊本一般不记刊工等因素”，推测可能是官刻。尾崎康断定南宋本覆刻北宋本，是缘于靖康板荡，金人掳掠版片以北，朝廷不得不在临安急速招募刊工覆刻汴梁监本之史实，他应该也倾向于官刻。笔者曾研究复原过北宋国子监的《春秋正义》，发现北宋国子监刊刻的单疏本都是半叶十五行，行24、26到30字不等，与《通典》行款相近。北宋从太平兴国、咸平以来，国子监校雠、刊刻书籍虽有并行，有交错，但大致是先经注、义疏、字韵书，后正史、诸子等，故延至明道、宝元间刊刻《通典》，允在理中，且《孝经》也是官刻。从行款版式、刊刻时间、为南宋本覆刻之底本，以及北宋朝廷诸司对《通典》的需求等因素综合而言，北宋本《通典》应是国子监刊本。
三
北宋本《通典》作为版本的珍品，其文物价值无可估量。而其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杜佑于贞元十七年（801）上其书于德宗，深藏皇宫，外间少有流传，《崇文总目》著录的北宋三馆所藏写本，应是最接近原书的副本或抄本。而明道、宝元间之刊刻，无疑会直接依据皇家馆藏写本，此其一。如前所论，本书应系国子监刊本，宋代官刻书籍之校勘，往往多由帝王钦差某官领衔，率人精校、覆校，如有官员指出讹误，更有重校者，校毕表上，而后下旨付某地刊刻，有些书籍后面还附有校勘官员姓氏，程序专业，职责分明；相对民间坊刻，可信程度自然要高，此其二。《通典》系纂辑先秦汉魏六朝隋唐资料而成，杜佑所征引史料，固有很多不传，即使有可按覆比勘的文献存在，也不能视同一源，因为唐代都是抄本，来源不一，文字歧出。即就史书而言，宋景德以后逐渐校勘刊刻的前四史和眉山七史等，其文字与杜佑所见无疑会有差异。明清校刻《通典》者，往往据刻本史书校改《通典》文字，失之弥远，此其三。即此三点，北宋本的文献、学术价值就不能等闲视之。
（四）官名。卷十四叙后魏州郡选举引《魏书》有“东宫博士”一官，南宋本以下皆作“东官博士”。今宋蜀大字本、中华点校本《魏书·高允传》作“东宫”，且《北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都引作“东宫”，可证南宋本以下之误。
（五）人名。卷十四引《晋书》“王戎字浚冲”，元本以下至朝鲜本皆改为“睿冲”，不知“浚冲”是深邃淡泊之意，文献载王戎字无作“睿冲”者。
（六）避讳。卷十四“至孝文帝，励精求理”，求理即求治，杜佑避高宗李治讳改。唐史臣撰着六朝史书及表疏，皆作求理。又如“治本”作“理本”，“治体”作“理体”等，已成常用词汇。方本以下至武英殿本皆改为“求治”，未免夺情。
（七）词汇。卷十五引高季辅知选事有“凡所铨综”，方本以下皆改为“铨录”。今《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纪纂渊海》等唐宋文献皆引作“铨综”。词意虽同，但唐代史臣撰写史书或章表奏疏多作“铨综”，杜佑用唐代常见词汇，殊无改易必要。
（八）误字。卷十八有“兴衰是繁”一词，南宋本以下至武英殿本皆误作“兴丧是繁”，衰、丧形近而误，遂至不通。
尾崎康以六卷《选举典》为例，用表格展示北宋本、南宋本、元本、方献夫本、李元阳本、无刊记本、朝鲜本、武英殿本的一千二百多条各本异同，很明显地显示出北宋本的正确与优越。虽然也偶有北宋本讹误之处，如“同岁”讹成“岁同”，“蔡邕”误作“蔡应”，但北宋本正确而他本误植误改者不胜枚举，皆足以见版本之优胜。（虞万里）
南宋以下各本，在校勘、翻刻之际，由于传抄、阅读、理解、辨认等原因造成了种种讹误，下面再用具体例子来证明诸本之非，以显示北宋本之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