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以来藏书家珍视宋本，偶得一帙，便什袭珍藏。传至今日，已价值连城。但所谓宋本，大多是南宋刻本，真正的北宋监本或坊本，早已稀若星凤，即在收藏丰富的著名图书馆，也是难得一睹。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唐代杜佑《通典》，则是确乎无疑的北宋刻本。展卷摩挲，九百多年前的版刻风貌跃然纸上。
《通典》为唐杜佑纂辑。佑（735～812）字君卿，京兆府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元和姓纂》卷六载，佑乃关中名族，祖上自元魏、北周而下，累世官宦，显赫当时，故其初以门荫入仕，为郡县佐贰。大历三年（768），入韦元甫幕。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兼充弘文馆大学士，封岐国公。贞元十七年（801）在淮南上表，并使人诣阙献《通典》二百卷。《通典》以食货为首，依次分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全书计二百数十万字，征引唐以前典籍达二三百种。
二
北宋本《通典》原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原书200卷，现存179卷，缺21卷，据嘉靖刊朝鲜活字本补抄18卷，仅缺3卷。今存44册。版框高24.2厘米，宽16厘米，左右双栏，上下单栏，版心白口，不题书名，但上题册数，中记卷数，下标页数。每半叶15行，行26～31字不等，注文为双行小字，行35～37字不等。原书有少量版片系补刻，避宋讳阙笔至贞、徵、懲。原本每册首页藏书印除日本收藏所钤“秘阁图书之章”、“宫内省图书印”外，下有“经筵”篆文朱文方印一枚，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册尾部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正书朱文长方印一枚，此印是确定本书年代的基点，也是引出宋刻和高丽刻本分歧的焦点。
这是一部稀世瑰宝，但考定其为北宋刊本，则是中日学者经历一个世纪的努力才最终确定的。
十九世纪以还，日本学者或据宋讳指为北宋本，或据纸质定为宋末麻沙刻本。1885年，森立之引述小岛学古意见，谓钤有同一印章的诸古本均是朝鲜覆宋本。1904年，岛田翰熟玩其纸墨、镌法折刷、装潢三点，援引《高丽史》中版刻史料，定为朝鲜覆宋本，以此调停宋讳和纸质间的矛盾。1926至1927年间，董康在日本获睹此书，记作“北宋椠本”。1929年，版本名家傅增湘在日本帝室图书寮展观此书，忽略了“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一印，指为南宋绍兴刊本。半个世纪后，日本著名版本学家尾崎康在汲古书院影印《通典》的同时，公布其研究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其年代：
（一）字体：本书原刻字体与北宋本《御注孝经》《新雕中字双金》相近，补刻字体与日藏《重广会史》《绍圣新添周易神杀历》相似。据日本狩谷棭斋审定，《孝经》为北宋天圣、明道（1023～1033）间刻本；《双金》《神杀历》同为真福寺藏本，而《双金》题签上有“己酉熙宁二年（1069）十月望日印行”一行，绍圣《神杀历》则是公元1094～1097年的民间历本。
（二）避讳字：本书避讳字有明显年代标志。如：玄弦炫鮌县悬、朗（以上赵宋始祖玄朗讳及嫌讳），珽（曾祖赵珽讳），敬警惊竟境镜（以上翼祖敬瑭讳及嫌讳），弘泓、殷（以上宣祖赵弘殷讳及嫌讳），匡胤（太祖赵匡胤讳），恒（真宗赵恒讳），贞徵惩（以上仁宗赵祯嫌讳）等字皆缺笔，以避帝讳。年代止于仁宗（公元1063年）。
（三）刻工：本书刻工多有单署一字者，有的是姓，有的是名。其中“胡、许、严”为原刻和补刻所共有。“奉、姜”亦见于《重广会史》，“安、徐、许、陈、华”亦见于藏于真福寺的北宋本《礼部韵略》，“安、徐”又见于北宋本《广韵》。
（四）钤印：“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一印，是最重要而又使人产生疑惑的关键。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和大辽乾统元年岁在辛巳，为公元1101年，亦即北宋徽宗登基之年。高丽国十四叶，是指高丽国第十四世肃宗。当时高丽国无年号而多行契丹或辽年号，遂刻有如此印信，此年为肃宗六年。至于“经筵”一印，则是迟至十五世纪时加钤。
以上四点，如果单独立论，都不能作为确定版本年代的坚实证据。因为字体可以复写复刻；避讳有宽严，唐抄宋刊都有不避讳的例子；南宋刻工不仅有同名同姓，还因省略而造成更多的重复；印章亦可以表明是高丽覆刻本甚至后人作伪加盖。但是《神杀历》是大宋历日，高丽行辽年号，在刊刻尚属非易的年代，全无必要翻刻。综合四点，可以确定本书为北宋刻本无疑。
不无遗憾的是，《续通鉴长编》《麟台故事》《南宋馆阁录》《玉海》《宋会要辑稿》等书都大量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以还国子监和三馆如何校勘、刊刻书籍的情况，独缺《通典》刊刻的记录，致使尾崎康只能“将它们视作十一世纪中期乃至后期的刊本”。
汲古书院影印本流入我国后，宿白于1986撰写《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文，对日藏《通典》诸本进一步作了年代上的推究。他根据《续通鉴长编》卷一二三所载：
宝元二年（1039）春正月丙午……召司天监定合禁书名掲示之，复诏学士院详定，请除《孙子》《吴子》历代史天文（虞按，“天文”两字原引作“与”，今正）、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奏可。
遂断定北宋宝元二年（1039）前已有刊本《通典》行世，又据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避章显太后父刘通讳，至明道二年（1033）后薨不讳，而本书不讳“通”，推测宫内厅书陵部《通典》很可能刻于1033至1039之间。
笔者以为，外戚之讳少见于版刻，其避讳是否那么严格，尚有讨论余地，但宿说明道二年到宝元二年的时限很值得重视。《宋会要辑稿》中有一则资料可以与此关联起来说明《通典》在北宋的刊刻时间。《辑稿·职官二十》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