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3月11日，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及学生抗日会，举行公祭抗日烈士大会，章太炎不顾老迈之躯，毅然北上赴会。出席此次大会的，还有张学良代表郭尔珍、于学忠代表韩玉璞、张焕相、熊希龄等军政要人，还包括上海各团体代表王造时、东北民众救国会代表阎宝航等数十人，到会者共计达1300余人。
当天上午九时，大会启幕，哀乐齐奏。主席台上，染作红色的中国地图映入现场千余来宾眼帘，会场上下痛哭涕泣之声萦绕。章太炎致辞称，“政府对国防边防素来即无设备与措施，故上海战事发生后，当国者仍不能洞悉国事，只听德国顾问之言，而不抵抗。”显然，章氏无比的愤慨之意，仍是指向当局投降派的；沉重的忧愤之情，仍是指向抗战何去何从之疑问的。次年二月，时年65岁的章太炎又与93岁的马相伯联合宣言，再次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痛斥日军侵略暴行，时人称之为“二老宣言”。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病逝，享年68岁。时人誉其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80余年后，返观章太炎一生风骨与言行，除却革命元勋与国学泰斗之“盖棺定论”，或许在原有“定论”之外还有“新论”，可以再加上一个“抗战先躯”的荣誉。
评价“一二八事变”
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悍然对上海闸北发动了突然袭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在人力物力均处于劣势的情况，奋起自卫，顽强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也就此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章太炎此刻正居于上海，目睹日军残暴与我军英勇，大为感动与激奋，为之撰写《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这篇文章是章氏晚年不多见的，一反书斋论学性质的，有着铮铮铁骨、血气方刚的政论文章。当年鲁迅所判定的已不问世事的那个晚年章太炎，那个“用自己的手和别人手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的学界宿儒，在这篇文章中脱胎换骨，已然铁血丹心，将要共赴国难而不再是闭门修习了。且看全文如下：
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民国二十年九月，日本军陷沈阳，旋攻吉林，下之，未几又破龙江，关东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复以海军陆战队窥上海，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二十八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令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其后敌复以军舰环攻吴淞要塞，既击毁其三矣，徐又以陆军来。是时敌船械精利，数倍于我，发礟射击十余里，我军无与相当者。要塞司令邓振铨，惧不敌，遽脱走，乃令副师长谭启秀代之。照垣时往来闸北、吴淞间，令军士皆堑而处，出即散布，礟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弹无虚发。军人又多善跳荡，时超出敌军后，或在左右；敌不意我军四面至，不尽歼即缴械，脱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军尺寸。始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万，便衣队亦三千人，后增陆军万余，人数几三万，我军亦略三万。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回，小战不可纪，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初，敌军至上海，居民二百余万，惴恐无与为计，闻捷，馈饷持橐，累累而至；军不病民，而粮秣自足。诸伤病赴医院者，路人皆乐为扶舆，至则医师裹创施药，自朝至夜半未尝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间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书
这篇章太炎自撰自书的“雄文”，后来于1937年1月，在《制言》杂志第32期上发表。该杂志为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会刊，由章氏及其门人于1935年9月创刊于苏州。
这篇文章发表之时，章氏已于1936年6月在苏州病逝。为什么章氏生前未能刊发此文，要延至逝世后半年多才予发表呢？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已呈中日对决形势之下的上海发表这样的“反日”言论，势多不便，恐被查禁；另一方面，文中有抨击蒋介石政府及国内军政的言辞，国内各大报刊恐怕也无法刊发，所以只可待到自己创办刊物之际，方有发表之可能。可惜的是，《制言》创刊后不到一年时间，章氏即逝世，门人弟子辈整理其遗著时，方才发现这篇文章的手稿，才得以整理发表出来。
本版供图/肖伊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