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劈门》是个很有名的丑角戏，在这出戏中我扮演过杨三小。记得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原省委领导赵守一、赵伯平、李启明等一天晚上看完了戏，找我攀谈。赵伯平说：“这个戏是个好戏，看了后能使人延年益寿。”第二天，我们团的王团长来找我说：“赵书记对这个戏很赞赏，咱们把这戏应该进行很好的加工。”这话算是说对了，但如何去加工？这就要求我们戏剧工作者按照古为今用的要求，使这出戏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随后，我就对这出戏中的人物进行研究。剧中主要人物杨三小与他大哥是个朋友关系，这朋友对朋友，在危难中冒危险帮忙叫够朋友。他不畏权势，不嫌贫爱富，帮助他的穷哥们，属于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在当时讲，他不是贫农，也不是雇农，我看他可能是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对于这个人物，在传统的演出中，把他演成个游手好闲的懒汉，或是穷讨饭的，这显然有些不合理。我就把杨三小这个人改成一个有正义感又敢于除恶扬善的人，但又不是英雄豪杰。所以，在人物的表演中，结合他的性格，动作大胆，语言质朴。同时，我为了更好地刻划人物个性特点，又借用我当年在陕北榆林时看到的国民党部队刺枪的动作加进表演之中，形成用棍依枪的表演。同时，又把台词另改了一遍，原来的唱腔改用秦腔的“麻鞋底”调来唱，使之与人物性格结合起来。后来，又把剧名改为《杨三小》。这个戏在当时参加了汇演，获得了演出二等奖。现在许多剧团演出的本子，都是根据我改编后的本子来演出的。
《打砂锅》是个传统的丑角戏，主要反映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现象。该剧内容是儿子不孝敬老人，告至官府，官府老爷无能，只是收钱，而不办案。这个剧本在陕西原叫《山西娃打锅》，据说是因为剧中卖锅的叫锅本，以卖锅为生，出台道白要说山西话。根据这个剧本的情况，我也进行了大胆的改编。首先，将剧名改为《打砂锅》，以避免影响陕西人与山西人的关系。这样一改，剧名也贴近主题。其次，原来剧中有5个人，我改为3个人：县老爷、胡抡及胡之文，使戏中人物不庞杂，各有性格特点。再次，对该剧的开头表演进行了改动。原来开幕后是以赌钱“掷骰子”开始的，而我改为先让胡抡说一段快板。这段快板是这样：
二月二，三月三，
城隍庙过会闹得冲破天。
帐栅席棚齐搭满，
坡上坡下把灯点；
京货摊子山货店，
醪糟担子饸饹面；
卖膏药的凭嘴谝，
卖油糕的油烫面；
牲口市上人不断，
玩马戏的飞上杆；
铁匠炉里火星溅，
银匠炉里把铜掺；
个个忙得把气喘，
一句话三字“为用钱”；
老婆给姑娘买花线，
女婿给丈母娘把粽子端；
虽然都是来浪会，
各人的打算不一般；
我浪会啥啥都不干，
把头削尖往宝场里钻；
赢了钱，比驴欢，
输了钱，比牛蔫；
黑到明，明到晚，
晚上在庙里把身安；
铺麦杆，盖麦秸，
三叠子一窝滚蛋蛋。
通过对这段快板的改编，一是让胡抡对自己先作个自我介绍，使观众首先对这个人物有所了解；二是通过对胡抡的介绍鲜明地揭示出该剧的主题；三是用快板的形式开头，比用单调的表演效果更好些。在剧本改编后的排演中，我饰胡抡和县老爷，这两个人物都是丑角。我在演出中对两个不同身份人的处理，分别采用生活气息浓、乡俗泥土味浓的地方语言。这个戏演出后，当时受到省上领导和观众的好评，以后长安书店还以我改编的署名出版了单行本，流传很广。许多群众看了后，认为这出戏改得好，不但生活气息浓，而且剧情简练。许多外地剧团先后多次派人来学习。他们认为，这出戏不仅思想性很强，而且把娱乐性与教育性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后我还对《教学》、《白先生看病》等许多丑角戏都进行了改编。1986年，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陕西省音像出版社还将《打砂锅》、《白先生看病》、《杨三小》和《教学》录音并制成录音带出版发行，使之至今在甘肃，山西和本省广大地区广为流传。
通过对以上几出丑角戏的改编和演出，我体会到，作为一个戏曲行当的丑角演员，要广泛学习我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表演艺术，使许多优秀的丑角戏随着时代的发展保留下来，使丑角的表演在当代的戏曲舞台上生辉结果，争香斗艳。其二，对于丑角人物，要以满腔的热情进行塑造，不但要在舞台上塑造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丑角正面人物，也要发挥各种表演技巧塑造好丑角中的反面人物，达到正面人物丑而不丑，反面人物丑而更丑。从而使丑角这个艺术行当在戏曲舞台上为现实生活服务，发挥其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其三，作为一个丑角演员，不仅要演好戏，而且还要敢于大胆创新。对于丑角戏中的每一个人物角色，演出中要反复研究和细心推敲，对于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敢于大胆改编，使剧本情节更加完美，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使表演更加形象。最后，我愿我们戏曲艺术界的丑角演员学会吸收和运用其它戏曲艺术的丑角表演之长，作为学习和充实我们自己的养料，更好地向哺育丑角艺术成长的生活学习，不断进取和提高，使戏曲艺术繁荣昌盛。
（文/崔向民撰写）
死猪跑羊害伤寒，
刘吉寺庙买大烟；
一场大病未入土，
总算把命留人间。
从此，自己身无分文，垂头丧气，干什么事也没信心。
剧团里有个年龄大的老汉，是蒲城县里人，人称王先生，在剧团里教文化课，他的儿子在军部干事。在家乡我没上过一天学，没有文化。就在这个剧团，我跟王先生学得了不少知识。再加上自己平时自学，不仅能写信，而且能读剧本和小说。这时我20多岁。我想剧团能有经济收入，演员多拿点钱，心也就安了，不至于想开小差。我把这个想法向邓宝珊司令建议，邓司令听后，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从此，我们就开始演卖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