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货币制度
魏、蜀、吴三国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势。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曹魏政权，曹魏初期曾一度废钱不用，交易皆用谷帛，至魏明帝时才复铸“五铢”钱。吴蜀的钱币与魏相比则十分复杂，多为大钱。蜀钱有“直百”、“直百五铢”、“犍为五铢”等。吴钱只是作价更高。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等。
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经过厉行屯田，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社会经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曹操创立魏国，初期以谷帛、布帛为币,使用五铢钱，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在此基础上，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复铸行五铢钱，其形状仿东汉五铢。但曹魏五铢很难辨认。
孙吴地处江南，物产较丰富，人民亦较富裕，但孙权实行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几个品种。到头来是官民交困，财政极度亏空，国基不稳，最后走向灭亡。公元222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孙吴的经济基础也很脆弱，实行通货膨胀 政策，铸行大面额钱币，“钱既太贵，徒有虚名”。公元280年为晋所灭。孙权统治下的吴国最初是使用王莽大泉，后自己铸币，嘉禾五年铸大泉五百，赤乌元年铸大泉当千，后又铸当二千，当五千的大钱，都是用红铜。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有各种大小，初期的厚重，以后逐渐减重。
蜀汉地处巴川，自然地理条件均优，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刘蜀所铸钱币亦有悖民意，亦先后铸了一些类似孙吴的虚值大钱，庶民多不乐用，后不得已改铸实值钱以平民愤。即使想方设法整治币制，最后还逃脱不了失败亡国的命运。刘备入四川，于公元221年自称汉皇帝，建立蜀国。蜀汉经济基础薄弱，且连年战争，开支浩 大，加上币材紧缺，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铸行的多是大面值钱币。
东汉末期董卓擅权，私行废立又弑君及太后，引得天下侧目。初平元年，袁绍在关东被推举为盟主，以十余万众对抗董卓。就在这一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该钱既无钱文，其质地又轻小，“文章（轮）郭不可把持”，实际价值明显缩水。自汉武帝所立至此200余年基本稳定的五铢钱制瞬间动摇，陷入“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的通货膨胀境地。
当货币信用被破坏之后，最应当做的，便是重建这种信用。然而历史并未给予这样的机会。紧随其后的诸侯混战中，各方豪强都无暇铸币，而流散在民间的货币，也因为战争和时间的流逝而沉埋销毁殆尽，中国早已陷入“不铸钱已久，货本不多”的通货紧缩之境地。建安十三年的曹魏在赤壁新败之后试图重振经济，《晋书·食货志》载该年曹操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然而，董卓小钱虽为劣币，但在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下贸然禁断，而新铸五铢数量又有限，且比两汉五铢平均轻劣20%以上，故而还是无法缓解“谷贱无已”的通货紧缩。此后曹魏虽于黄初二年和太和元年复行五铢，但同样以失败告终。故而终曹魏一朝，中国北方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曹魏二柱五铢，其特点为轮郭压“铢”字“钅”旁，钱面有时会有两个或四个钉点，即所谓二柱、四柱
如果说曹魏的货币价值趋势是向着通货紧缩的方向发展，那么吴蜀两国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赤壁之战后，吴蜀两国逐渐形成了割据态势，各自掌控的区域相对稳定。在这一战略态势下，两国试图重拾信用货币的思路，通过发行大钱的方式应对货币缺乏的情况。其中蜀国铸造发行了“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而吴国铸造发行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
蜀·直百五铢（背面“为”字表示该钱在犍为生产）
吴·大泉当千
虽然这些大钱的质地较优，例如直百五铢可重至10克，但是东汉五铢的重量平均也有2.7克左右，前者之比后者重4倍左右，但是面值却是后者的100倍，可见这种“国家信用”也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官方以这种虚价大钱搜刮民间财富，结果自然是所谓“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三国志·刘巴传》）。然而“民意不以为便。”（《三国志·吴主传》）
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
相比于三国均各自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推行货币制度的混乱，两晋的统治者则显得消极无为。《资治通鉴·齐纪三》载孔觊直言：“晋氏不铸钱”，无论在传世史料还是考古发掘中，均未见两晋大规模铸钱的痕迹。随着两汉三国旧钱“经寇戎水火、耗散沉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两晋延续了曹魏的通货紧缩局面，自黄初二年“以谷帛为市”的交易习惯在民间延续下来，在《晋书·张轨传》有河西荒废而不通钱货时，民间“裂匹以为段”，直接将布帛作为货币使用的记载。两晋的不铸钱政策，影响了整个南北朝时期货币制度的总格局。
两晋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魏国自曹睿死后，蜀国自诸葛亮死后，吴国自孙权死后，逐渐衰落。于是魏国的司马氏集团灭诸国建立了短暂的晋王朝。由晋到隋的三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代。这个时期在中国大货币经济史上也有其重要性，年号钱的出现，钱币的称文，称贯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