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术团体，以强大的组织凝聚力著称于世。信仰是墨家凝聚力的基础，巨子的人格魅力是墨家凝聚力的源泉，墨家学团的组织形象增强了墨徒的认同感，墨者之法强化了墨家的向心力。可以说，墨家因其信仰坚定、领导有力、组织严密、法纪森严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战国时的墨徒宗教性信仰
“世界上有两种事情最能凝聚人心，一是宗教，二是愿景。宗教可以统一人们的价值观，而愿景是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墨家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倾向，这正是其凝聚力产生的重要根源。梁启超认为墨学是“据宗教之基础以立一哲学”，它有信仰的内容，但不是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是一套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哲学。
孟胜殉城是体现墨家信仰行为的标志性事件。《吕氏春秋·上德》载:巨子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关系很好，阳城君让他守卫食邑，分璜玉作为符信。阳城君因参与在楚王停尸的地方射杀吴起而犯罪逃走了，楚国因此要收回阳城君的食邑。孟胜不见符信，又无力抵御楚国的进攻，只好殉死，他临死前说:“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
孟胜殉城
孟胜为坚守墨者之义而殉城，一百八十弟子跟随赴死，传巨子之位给田襄子的两位弟子也不听从田襄子的劝阻而坚决回去为孟胜殉死。如果以普通的学术团体来定义墨家，很难理解孟胜及其弟子的行为。但如果从信仰情感与信仰行为的角度则很好理解，以孟胜为代表的一群墨徒对墨家之义十分崇信，他们对墨家道义的信仰已上升为内在情感的执著或狂热。
孟胜此时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利禄，而是以墨家在社会上的形象为重。孟胜和弟子殉城这一行为既捍卫了墨者之义，又体现了鲜明的超越性特征，具有典型的宗教性属性。除了以身殉道这种极端的信仰行为之外，墨家的信仰行为还体现在求职、交往等诸多方面，如墨家弟子高石子的求职事件，亦体现了强烈的宗教性信仰特征。
墨子
据《墨子·耕柱》记载:墨子派管黔介绍高石子到卫国去做官，卫国国君给予高石子很丰厚的俸禄，封他为上卿。高石子三次朝见国君，每次都把意见讲得很透彻，但是都没有被采用。高石子谨记墨子的教悔“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如今卫国国君无道，因此他离开卫国回到墨子身边。墨子指出，只要离开符合原则，即使背上狂妄的名声也无所谓，“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
高石子由于不能施展墨家的政治理想，抛弃高官厚禄而回到墨子身边，他对墨家道义的执着情感，贯穿于思想信仰与行为。这种为了道义而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并非单纯地出于个人人格与志向的选择，在更深层次上，它是以对墨家道义的宗教性情感体验和信仰为依托的，这与耶稣的殉道精神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战国时的门客
人们通常认为，信仰观念是以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有关信仰的理论、信义信条等观念体系，是信仰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墨家的信仰观念体现为三个层次。首先，内化于道义精神。墨子把墨家三科谈辩、说书、从事的目标都指向“义事”，从这三方面努力而义事可成。墨子止楚攻宋和孟胜殉城是墨家道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墨子听说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了云梯作为攻城器械，将要攻打宋国，于是他就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去楚国找公输盘和楚王制止这场战争，同时派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帮助宋国守城。然而，墨子在止楚攻宋返程路过宋国时遇天下大雨，到一座门楼下避雨，守门的人竟不让他进去，这表明“众人不知其功”，宋国老百姓并不知道墨子的功劳，他止楚攻宋完全是出于道义的行为。
墨子止楚攻宋
其次，外化于对天志与鬼神的信仰。墨家“置天之为仪法”，将天作为衡量人间是非的标准，顺天之意则得天之赏，反天之意则得天之罚，获罪于天则无所逃避。天志的主要内容“兼相爱，交相利”。天志是人们行为的最终裁判者与监督者，“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天志约束的主要对象是天子和王公大人。墨子认为鬼神能够“赏贤而罚暴”，鬼神能够明察秋毫，不畏“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
墨子对天志和鬼神的崇信，与原始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他所言天志与鬼神并非单纯畏惧和祭祀的对象，而是其哲学体系的神学基础，天志与鬼神都服务于其哲学理念和政治理念，具有明显的理性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哲学吸收神学，让神学信仰服务于哲学信仰，造成为一种准哲学信仰。”
墨子
最后，落实于经世治国的实践。墨家的宗教性信仰落实在治国经世的十大主张:“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
墨子见各国君主，都宣传这套经世理论，其弟子到各国做官，也努力践行这些理论。在十大主张中，墨家以非攻为导向的军事防御理论十分丰富，包括积极的军事防御战略战术和各种守城技术与方法，还包括守城器械的制作与使用。治国理论和军事防御理论都是墨家信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