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性善还是性恶，这是一个困扰人们千年的问题。但一涉及这个哲学命题，在中国首先想到的就是荀子，是他在中国最早提出这个课题，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诸侯纷争、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儒学思想逐渐发展衍生为法家思想，最终由其弟子在秦国的统一中得到实践。在漫长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性在阳儒阴法，“潜规则”与制度体制的对抗中痛苦地挣扎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无解”的悖论。
（一）起势
我在怀想荀子的人生历程时，更多的是想这个人物的结局。想当初，他提出人性恶之始，就被许多人视为异端，更为统治者所难容。
而这样一个人，在战乱频仍，杀人如同碾死一只蚂蚁般容易的战国时期，却最终寿终正寝。那么，又是怎样的一种触媒引发了他对人生源起的探讨呢？
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言不尽痛苦、诉不尽沧桑的时代，那年月诸侯争霸、战争蜂起，中华版图在各路诸侯争演主角的抢夺中，不断重新进行划分，广大劳动人民生灵涂炭、贱若蝼蚁。
不绝如缕的诸侯大战，动辄血流漂橹、白骨遗野，阵亡以数十万计的战役比比皆是。
在荀子老家附近发生的长平之战，赵军被秦军坑杀的战俘就达四十余万。面对战争这台“绞肉机”的高速运转，善良的人们开始对生与死、善与恶进行思考。
（二）出道
荀子的一生，是在讲学与辅政之间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的。
十五岁时，他从赵国游学到齐国，目睹齐威王礼贤下士，善待英才，就待了下来。后来，当他看到齐闵王在灭宋后骄傲自大，不听劝谏的狂妄，就外出到楚国讲学。
等到齐襄王即位，荀子又被请回齐国，被三次推为祭酒（年高望重者）。
在齐国，他把稷下学宫当作自己传道授业的舞台，一边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在思想上进行碰撞，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说；一边在游学过程中，与统治者们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探讨。
在范雎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受秦昭王的约见来到了秦国，看到秦国经过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了一定的积累，深表赞赏。
他说秦国地处关西“形胜”之地、“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理的非常好。然而，他说秦国实行法治，儒家思想在这里行不通，也就不需要他这种人留下来，就又回到了齐国。
其实，他在秦国的政治活动中，看到秦国外表的整肃背后，隐藏着德化的严重不足。人们为了功利而拼命，全然不顾惜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人民在峻法的威压下，积蓄着一种难以抒解的郁气。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国军队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制造耸人听闻的大屠杀。而这种血与火的杀戮，并没有使六国人民产生畏惧，而是不断演绎了诸如荆轲刺秦王、张良大椎击秦王等故事。
（三）成说
面对战国时期这种分崩离析、开疆裂土难以休止的局面，作为一代大儒，荀子想让自己的学说起到匡正人心、辨析正误的作用，也就是发挥理论的导向功能。
于是，当齐国有人在朝廷说荀子的坏话时，荀子径直去了楚国，在那里他受楚春申君之用，做了兰陵县令，开始边理政经济、边著书立说的实践。
在兰陵，他推行“平政爱民”的政治策略，提出“强本而节用”，“轻徭薄赋”等主张，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做大养殖业，活跃商业，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他注重任用贤人。要求官吏勤政廉洁，守法自律，民众各就其位，商人不欺不诈，农民尽力耕作。
一时当地政通人和，农业发展、商业振兴，为兰陵经济的发展和以后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人文基础。
在《致仕》篇里，荀子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在兰陵这块小“试验田”的成功实践，使荀子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了坚强的信心，也使他的声名响誉各国。
从此，兰陵成了四方学子慕名求学的地方，其中做出成就的就有法家代表人韩非、秦国丞相李斯等人。
（四）证伪
在兰陵的苍山学馆里，荀子用身边的典型案例展开了宣讲。
七国的连年征战、诸侯间的合纵连横、君主们的贪婪恣情、士大夫的朝秦暮楚、黎民百姓的尸横遍野，哪一场流血的战争不是阴谋和术势的野合？各家学说是文以乱心、各国武力是彼消此长，社会已经到了是非曲直和人伦教养丧失殆尽的时代。
于是，在解决社会危机和人性危机的关键时候，荀子超越了孔孟的敦言懿德，毅然提出了专论人性善恶、荣耻的课题，不能不说是在烽烟未尽之时，让人躲开内耗和狂热，来冷静审定自己的站立点和道德良心。那就要拨开现实的迷雾，清醒地看待时下的人与社会。
到底是恶劣的社会环境迷失了人心、泯灭了人性，还是激荡的人心、膨胀的人性破坏了理想社会？
然而，这个课题注定是无解的。
因为虚伪的统治者奉行的始终是正面的教诲，他们要的是南面垂拱，即使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也不会拿来就用，而是坚持阴法而阳儒，伪饰着自己那一套骗人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