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一直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利益,这不止是在宋朝,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之中都是极其少见的。神宗即位三天后,三司使韩绛上书言,国库入不敷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亏空。宋神宗大吃一惊。那么这个巨大的亏空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宋朝繁冗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军事制度给北宋的经济造成了过重的负担,再加上自与西夏开战以来,庞大的军用开支占用了国库相当一部分,更何况每年朝廷还要送给西夏国一笔十分丰厚的岁币。如此一来,国库已然空虚,支撑国家运转已然勉强,何谈再有其他作为?
面对如此局面,年轻的宋神宗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朝政还需处理,国家的运转,民生、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需要钱财,但如何为国库增收是当务之急。自古以来增加钱财无非两途,一是开源,二是节流。
于是神宗下旨,自皇帝始,朝廷上下谨当节俭,英宗的葬礼规模在一定的条件下被削减,他更减少了他登基赐给臣下的恩赏钱。“节流”他已着手去做,至于“开源”,刚即位的宋神宗虽然血气方刚,志向远大,对此却是有心无力。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运转状况。英宗的丧礼过后,神宗下令臣下讲言,围绕的中心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这已属老生常谈,臣下们纷纷上书言事,但基本都是官面文章,不痛不痒,击不中要害。
此时,司马光上书认为要除仁、英两朝积弊,要点在于“官人、信赏、必罚”三点,神宗对此也很赞同,于是继续向他询问具体政策,并清司马光帮助他改革政治,造福百姓。这时,司马光让神宗失望了,他虽然有想法,但对于实际操作却没有具体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司马光之后,前朝宰相富弼又回到了开封。这位谦谦君子在英宗朝混乱的朝政打击下离开了权力斗争的漩涡,神宗即位,广开言路,他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国有明君,自然值得他出山辅佐。虚心求教的宋神宗马上接见了他。
富弼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年轻的神宗,为君之道在于隐藏自己的喜好,如果城府不深,臣子就会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搜刮民财,取悦主上。但关于富国图强,富弼认为神宗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不应轻易言兵,更不能草率想要改变祖宗法度,这样只会贻乱天下,失去民心。
司马光、富弼等元老重臣的温和治国方略远远满足不了年轻的神宗想创造一番事业的热情。宋神宗想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成就千古伟业,但满朝上下却找不出一人能帮助他实现富国强兵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