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供养人是谁?

2020-09-05 14:25:37 作者: 故宫院刊︱敦

第217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南段二层,由前室、甬道、主室组成,因该窟壁画题材新颖,绘画技艺精湛,而被世人所关注。关于该窟的始建者,以往学界多认为是阴氏家族。但笔者通过细致梳理窟内的供养人关系发现,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第217窟的功德主展开新的讨论。

“阴家窟”之说

贺世哲先生是最早研究第217窟供养人的学者之一。他注意到第217窟西壁龛下北坛南壁西向第三身和第四身供养人分别题作“囗囗囗戎校尉守右囗卫翊囗右郎将员外置同囗贞(缺)鱼袋上柱国嗣琼”和“囗囗嗣子嗣玉”,因这二者都以“嗣”字排辈,使贺先生联想到了P.2625《敦煌名族志》。在《敦煌名族志》中,阴稠的孙辈正是以“嗣”字排辈,如阴嗣业、阴嗣瑗和阴嗣王等。贺先生由此怀疑《敦煌名族志》中的“嗣王”可能是“嗣玉”之笔误,与第217窟供养人中的“嗣玉”当为同一人。

随后,贺先生在《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一文中又修改了这二人的供养人题名,分别录作“囗囗囗戎校尉守左毅卫翊前右郎将员外置同正员外郎紫金鱼袋上柱国嗣琼”和“??品子嗣玉”。但关于这二者与P.2625《敦煌名族志》中阴氏的关系,仍保持与前文相同的观点。此外,贺先生还在肯定第217窟中的“嗣琼”与“嗣玉”与《敦煌名族志》中阴氏有关联的前提下,将第217窟的建成时间大致推定在唐中宗神龙年(705-706)之前。之后,贺先生的这一推断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

对“阴家窟”推断之怀疑

当中国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第217窟为阴家窟之说时,一些日本的学者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如秋山光和先生说:

关于其(第217窟)建造年代,尽管人们对于八世纪前半叶这一点并无异议,然而缺乏确切而肯定的根据。最近,敦煌文物研究所根据西壁北坛南侧面上的供养人题名,对建造年代试行推断,并且明确指出,此窟是敦煌名族阴氏的供养窟,甚至肯定其建造年代为神龙年间(705-707)。这一点尽管还有问题,但毕竟可以认为是在八世纪早期、开元以前;从样式来看,也可以充分肯定这一点。

从引文“这一点尽管还有问题”来看,秋山光和先生对将第217窟推定为阴家窟还是有些许疑虑的。另外,山崎淑子和下野玲子也持同样的态度,这从她们反复辨识第217窟供养人题记可反映出来。而山崎淑子更是明确表达:“在2008年之前,报告者就对阴氏家族与该洞窟之间是否有关联这一点存有疑问。”

本着这种疑虑,下野玲子于2010年对第217窟的供养人题记作过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山崎淑子则于1995年、2003年和2012年三次前往第217窟现场进行核查和辨识。她还将调查结果撰写为论文,发表在2013年11月《鹿岛美术研究》(年报第30号别册)。去年,又将此文译为中文,即《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参加了2016年8月在莫高窟举办的“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山崎淑子于2004年改姓,所以在这篇论文中她的署名是菊地淑子。

在该篇论文中,菊地淑子参考伯希和、史岩、谢稚柳、下野玲子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录文对第217窟的供养人题记又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和考定。但结果并不如她所愿,她自谦说“本稿至多可以说是报告文,未能提出主旨展开论述,还称不上是论文”。但是,她在文中提到了池田温先生在给她的回信中所表达的看法。现试录两点:一、“关于‘阴’字,没有任何记录”;二、“《题记》中只记录了‘品子嗣玉’、‘男嗣玉’和‘嗣瓊’,因此不能轻易就推断这些姓名与所谓《敦煌名族志残卷》中关于阴氏的记载‘嗣王’有直接关系”。很显然,池田先生对将第217窟判定为阴家窟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菊地淑子在文章的结语中写道:

迄今为止,虽然在关于第217窟的所有调查记录中从未发现“阴”字,但是在很大的可能性上,阴氏和该窟的开凿营建密切相关,因此若要深究这个问题,有必要把相当长的时间投入到研究敦煌文献中去。

供养人之关系

第217窟的供养人主要分布于四个区域。一、西壁下方〔图一〕。西壁龛下正中画一香炉。香炉的北侧有6身男供养人,龛下北坛南面有4身男供养人。北坛东面南侧有1身男供养人,北侧画面较残,似是马队。香炉的南侧有6身女供养人,龛下南坛北面有5身女供养人,南坛东面北侧有1身女供养人,南侧似为轿车。二、东壁门两侧。北侧是1身比丘,南侧是1身男供养人。三、甬道南北壁各绘2身男供养人。四、前室西壁门上中间绘一香炉,其北侧偏下方有男供养人和童子各1身;其南侧偏下方有1身女供养人,其上半身已漫漶,但下裙依稀可见。

这四个区域的供养人原本都有相应的题名,但因种种原因,大部分题名已经漫漶和模糊。其留存下来的题记,伯希和、张大千、谢稚柳、史岩、菊地淑子、下野玲子、张景峰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等都作过详略不等的录文,故本文不再逐一录出。

如果单从这些供养人画像的时代来看,又可大致分为两组。一、西壁下方和前室西壁门上的供养人为一组,同属盛唐。二、甬道和东壁的供养人为另一组,属五代。

我们先来看第二组供养人,即甬道和东壁的供养人。关于这组供养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绘制年代,笔者曾撰文讨论,认为他们同属刘氏家族,均绘制于五代,还将东壁门北洪认的供养人画像的绘画年代推定在贞明九年(923)至丙申年(936)四月间。

由于甬道和东壁的供养人绘制于同时,由此可将第217窟在五代的重修时间判定在贞明九年(923)或之后,最迟也晚不过丙申年(936)四月。

这次重修的供养人画像,以洪认的最为高大,他当是最重要的功德主。此外,洪认的题名也表明,他时任“都僧政”,或许刘氏家族这次重修第217窟,就是旨在庆贺洪认荣升都僧政一职。既然洪认是这次重修时最重要的功德主,那么,甬道供养人题名中的“亡祖父”、“男”之称呼都应当是以洪认的名义题写的。甬道北壁的2身供养人都称“男”,这说明洪认是有子嗣的,或许他出家的时间比较晚。另外,从甬道供养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已漫漶题名的南壁列西向第二身供养人很可能是洪认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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