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把失意活成诗意,让苦难变成乐途

2020-09-05 17:31:43 作者: 苏轼:把失意

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苏轼曾在《遗爱亭记》中表达了自己为官任事的价值观,开篇第一句便是:“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他认为,为官一任就该造福一方,不求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求在点滴小事上关心百姓。因此,即使在自己处境不顺、内心彷徨、生活拮据之时,他依然笑对困难,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

苏轼一生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大半辈子都在贬谪中度过,然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忘为官之本,把“失意”活成了“诗意”,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而今,我们谈论苏轼,总是津津乐道于他所创作的诗词,殊不知,这些诗词背后所蕴藏的独特人生经历和个人魅力更值得探究。

三国时,诸葛亮提出了“识人七法”,其中一个就是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公元1077年,苏轼到任徐州不久,就遇到了一件重大的自然灾害,十分考验他的能力。这年,大雨日夜不止,黄河从曹村决口,河水很快就暴涨到徐州城下,城中的富家大族扶老携幼争相外逃躲避灾祸,一时间民众恐慌情绪蔓延,城中人心惶惶。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苏轼义正词严地向全体同僚命令道:“诸位大人,黄河缺口,水注徐州,我决定从东南戏马台起至城墙这一带筑一长堤防洪,由大家分段负责。此事不得有误!”他起而行之、身先士卒,下定决心与徐州城共存亡。

苏轼马不停蹄地来到城门口坐镇指挥,对打算出城避难的豪强权贵进行规劝,劝其参与筑堤、加厚城墙;后来干脆搬到城墙上居住,参加劳动,日夜关注洪水的最新形势。在十万火急的时刻,他还冒着风险前往武卫营,恳请出兵相助。武卫营也被他的诚意和担当所感动,全力效命。在苏轼的统筹协调之下,官兵和民众分工协作、令行禁止、有序有效,终于保全了徐州城,更保全了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同样,公元1089年,苏轼主政杭州,在疏浚西湖的过程中,由于要挖掘慧因高丽寺旁的赤山硬土来筑湖堤,遭到高丽寺僧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赤山硬土挖还是不挖,苏轼反复掂量着心中的天平。孰轻孰重?“天地之间,莫贵乎民;悠悠万事,唯民为大。”苏轼挺身而出,告诉人们:“天降灾祸,全冲我来。”工程这才得以顺利进行,留下了一段“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的千古佳话。

为官任事、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精准症结,准确把握政策的时与机、弊与利。苏轼在处理政务的时候经常打破固有思维,讲究方法。初任凤翔府,苏轼为改革“衙前役”,他经过慎重研究,仔细比较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发现地方官员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蛮干,任意执行上级命令。他们要求在洪水暴涨时运送物资,因此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民众苦不堪言。苏轼认为,如果在黄河和渭水未进入涨潮期时运送物资,就不会使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于是,他把情况具实上报,得以修改衙规。

在任密州时,盗贼蜂起,安抚司派遣三班凶悍的兵勇前来围剿捕捉,然而士兵纪律涣散,不听规劝,恣意妄为,有的甚至诬陷平民藏有禁物,随意进入百姓家中争抢财物、危害性命,后又畏罪潜逃。民众结伴前去请苏轼做主,苏轼不动声色地放出话来:“必不至于此。”他镇定自若,以平静的心态给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四处逃窜的士兵听到后,逐渐放松了警惕,苏轼就趁机把他们引出来全部除掉,还社会以太平。

此外,在变法上,苏轼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总体持反对态度,但他常常能够有针对性的“因法以便民”,让民众得以免受祸患,从而安居乐业。比如,他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了一大片;又比如,他组织勇力之人,授以兵器,加以训练,进行自保,维护地方治安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苏轼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可以和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把酒赏月、吟诗作画,也可以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地。作为一个朴素的民本主义者,他把他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所到之处无不播撒惜民、恤民的种子。

在开封,他劝说皇帝不要折价购买浙灯,因小失大夺了百姓的口粮;在密州,蝗灾大作,他带头节俭,沿城搜捡弃婴,所活者达千人;在黄州,他用秘方救治得瘟疫的百姓,虽然有违了朋友诺言,但收获了满满的民心;在杭州,他把西湖周边水域租借给民众种菱角,既提高了民众收入又优化了水域环境,可谓“一举两得”;在扬州,他看到路边父老“皆有忧色”,认识到灾荒之年民众身上的重负,上表请求免去百姓“积欠”。种种这些事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无不让后人心生敬意。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叶新),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