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苏轼曾在《遗爱亭记》中表达了自己为官任事的价值观，开篇第一句便是：“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他认为，为官一任就该造福一方，不求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求在点滴小事上关心百姓。因此，即使在自己处境不顺、内心彷徨、生活拮据之时，他依然笑对困难，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
苏轼一生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大半辈子都在贬谪中度过，然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忘为官之本，把“失意”活成了“诗意”，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而今，我们谈论苏轼，总是津津乐道于他所创作的诗词，殊不知，这些诗词背后所蕴藏的独特人生经历和个人魅力更值得探究。
三国时，诸葛亮提出了“识人七法”，其中一个就是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公元1077年，苏轼到任徐州不久，就遇到了一件重大的自然灾害，十分考验他的能力。这年，大雨日夜不止，黄河从曹村决口，河水很快就暴涨到徐州城下，城中的富家大族扶老携幼争相外逃躲避灾祸，一时间民众恐慌情绪蔓延，城中人心惶惶。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苏轼义正词严地向全体同僚命令道：“诸位大人，黄河缺口，水注徐州，我决定从东南戏马台起至城墙这一带筑一长堤防洪，由大家分段负责。此事不得有误！”他起而行之、身先士卒，下定决心与徐州城共存亡。
苏轼马不停蹄地来到城门口坐镇指挥，对打算出城避难的豪强权贵进行规劝，劝其参与筑堤、加厚城墙；后来干脆搬到城墙上居住，参加劳动，日夜关注洪水的最新形势。在十万火急的时刻，他还冒着风险前往武卫营，恳请出兵相助。武卫营也被他的诚意和担当所感动，全力效命。在苏轼的统筹协调之下，官兵和民众分工协作、令行禁止、有序有效，终于保全了徐州城，更保全了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同样，公元1089年，苏轼主政杭州，在疏浚西湖的过程中，由于要挖掘慧因高丽寺旁的赤山硬土来筑湖堤，遭到高丽寺僧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赤山硬土挖还是不挖，苏轼反复掂量着心中的天平。孰轻孰重？“天地之间，莫贵乎民；悠悠万事，唯民为大。”苏轼挺身而出，告诉人们：“天降灾祸，全冲我来。”工程这才得以顺利进行，留下了一段“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的千古佳话。
为官任事、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精准症结，准确把握政策的时与机、弊与利。苏轼在处理政务的时候经常打破固有思维，讲究方法。初任凤翔府，苏轼为改革“衙前役”，他经过慎重研究，仔细比较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发现地方官员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蛮干，任意执行上级命令。他们要求在洪水暴涨时运送物资，因此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民众苦不堪言。苏轼认为，如果在黄河和渭水未进入涨潮期时运送物资，就不会使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于是，他把情况具实上报，得以修改衙规。
在任密州时，盗贼蜂起，安抚司派遣三班凶悍的兵勇前来围剿捕捉，然而士兵纪律涣散，不听规劝，恣意妄为，有的甚至诬陷平民藏有禁物，随意进入百姓家中争抢财物、危害性命，后又畏罪潜逃。民众结伴前去请苏轼做主，苏轼不动声色地放出话来：“必不至于此。”他镇定自若，以平静的心态给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四处逃窜的士兵听到后，逐渐放松了警惕，苏轼就趁机把他们引出来全部除掉，还社会以太平。
此外，在变法上，苏轼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总体持反对态度，但他常常能够有针对性的“因法以便民”，让民众得以免受祸患，从而安居乐业。比如，他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了一大片；又比如，他组织勇力之人，授以兵器，加以训练，进行自保，维护地方治安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苏轼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可以和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把酒赏月、吟诗作画，也可以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地。作为一个朴素的民本主义者，他把他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所到之处无不播撒惜民、恤民的种子。
在开封，他劝说皇帝不要折价购买浙灯，因小失大夺了百姓的口粮；在密州，蝗灾大作，他带头节俭，沿城搜捡弃婴，所活者达千人；在黄州，他用秘方救治得瘟疫的百姓，虽然有违了朋友诺言，但收获了满满的民心；在杭州，他把西湖周边水域租借给民众种菱角，既提高了民众收入又优化了水域环境，可谓“一举两得”；在扬州，他看到路边父老“皆有忧色”，认识到灾荒之年民众身上的重负，上表请求免去百姓“积欠”。种种这些事迹，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无不让后人心生敬意。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叶新），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