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反映在民族矛盾上
高欢赖以起家的，是起家于六镇的鲜卑人。其阵营中最权力最大的文武官员，基本都是鲜卑人。对于河北汉人，高欢内心始终充满着猜忌。不得说，这是北魏以来民族政策的历史倒退。
民族矛盾突出地表现在高敖曹之死事件上。高敖曹是河北汉人豪强的旗帜人物，所部都是汉人战士。当初他操练军队只取汉人，不用鲜卑，高欢想掺进去部分鲜卑兵，被高敖曹一口回绝。这位有勇无谋的蠢汉所作所为皆率性而为，从不考虑高欢是否会产生猜忌之心。
高欢顾及他的部曲，也非常给他面子。平时面对军队讲话时，高欢都是讲鲜卑话，只要高敖曹在场，高欢都改说汉话。有一次高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玩握槊之戏，御史中尉刘贵（鲜卑人）派使者召郑严祖去议事。高敖曹被扫了兴，十分不悦，便让人把使者扣押，还戴上了木枷。使者傲慢地说：你抓我容易，放我的时候就难了。高敖曹大怒，一刀砍死使者，还骂骂咧咧地说：何难之有。刘贵敢怒而不敢言。
又逢一天有人报说修黄河大堤的汉人役夫很多掉河里淹死的，刘贵轻蔑地说：不值钱的汉人，随他们死去。高敖曹顿时像被揭了逆鳞，拔刀就砍刘贵，刘贵逃回自己营中，高敖曹点起所部军兵，擂鼓呐喊要攻杀刘贵，侯景和万俟受洛干两人死命拉住了高敖曹。这还不够，高敖曹有一次去晋见高欢，自恃高欢宠信，不等通报就想直接进去，府中看大门的小吏死活拦着不让进，高敖曹引弓就射。高欢心知度明，也不责怪。
但是高欢不怪，不代表其他鲜卑贵族也不怪，高敖曹盛气凌人的态度在东魏强烈的胡汉民族矛盾中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把本就不容易压服的民族矛盾激化的更加剧烈。
后来东西魏爆发河桥大战，高敖曹阵上意外失利，带兵败退至河阳城下躲避，他请求守城者高永乐（高欢的族侄，鲜卑化汉人）开城，后者却拒不开门，高敖曹被尾追而至的敌兵杀死。高敖曹之死看似是一场战斗的偶然失利，实则深刻反映了高氏皇族对汉人力量的不信任。
纵观东魏北齐的种种国策，虽然间或也有反腐斗争与官制方面的改易，但其胡风之盛、胡化倾向之深，实是代表了北朝以来政治创革的反动潮流。
三、北周似胡实汉的改革之路
北周宇文氏皇族则走了完全不同的汉化之路。令世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周礼与六官的建置。宇文泰采纳陇西名士苏绰的建议，搬取《周礼》的模式，对西魏的官制进行改革，设计了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六个中央部门，这六个部门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除了天官稍有不同。部门分工其实与北齐相似，都总结了魏晋以来的政治制度成果。唯一有区别的是名号。
六官是西周时代的名号，关陇集团把西周的制度搬到西魏，并不是玩情怀搞复古，而是有着现实的政治考量。原北魏境内绝大多数文化精英都在北齐，在文化上优势十分明显。南方的梁朝自称继承东晋正朔，在政治上凌视北方两国。与两个敌国相比，西魏几乎一无所有。长此以往，西魏的民心士气必将瓦解。这个时候搬出《周礼》，一下子将西魏政治法统接到了最悠久、最正宗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源头，虽说在敌国看来不过是障眼法，但在西魏国内却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士人一定程度上找回了政治依归，也籍此看到宇文泰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关陇集团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其二是汉化教育的深入。宇文泰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但他对汉文化却没有什么抵触之心。他的几个儿子汉化教育都做得非常好。宇文泰在态度上也摆得非常积极。他把第四子宇文邕（即周武帝）、第五子宇文泰都寄养在陇右汉人世家李贤家中，两个儿子对汉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后来的宇文氏皇族都是动辄引经据典，一副传统儒家文化的范式。
为了巩固统治，宇文泰父子还经常在国内举行《孝经》的讲学，号召全国上下人人学习，形成了社会风气。这对于争取汉人对鲜卑的认同、以及培养形成较好的社会风气，都带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北周的上层鲜卑勋贵虽然在语言上仍然保持着固有风貌，但在文化体系的接驳上，完全做好了向汉文化转化的准备。556年北周灭亡梁朝的江陵政权后，以王褒、庾信等为代表的南朝文化名人被俘虏至长安，受到了北朝文人的集体热捧，一时间诗文酬唱成了当时的文化盛事。
北周灭齐，周武帝亲临邺城，听说邺城有位硕儒熊安生，不惜纡尊莅门，亲自到熊安生家请他出来做官，显示了尊师重道的良好导向。
所以后来隋朝继承北周，国家统治者从鲜卑转为汉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难缠的民族问题，不得不说，这与宇文氏皇族两代人奠定的坚实汉化基础关联颇深。
其三是关于赐胡姓的认识
论者对于宇文泰赐胡姓有一定看法，认为这是胡化的逆流。
的确，当年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是汉化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宇文泰的赐胡姓看起来像是历史的倒退。然而若深究其实，这件事并非是单纯的胡化倒退。
赐胡姓其实与西魏北周建置府兵的时间线差不多吻合。虽然诸如李虎改姓大野、杨忠改姓普六茹、窦氏改姓纥豆陵等，仿佛使举国上下重新浸染胡风，但此事并非专门令汉人改胡姓，而是不分胡汉一体改姓。像八柱国之一赵贵，亦是鲜卑人（鲜卑化的汉人），也赐姓为乙弗，鲜卑人叱罗协赐姓为宇文等等，不一而足。
赐姓的本质，乃在于帮助宇文氏掌握军权，使散乱于鲜卑诸部和关陇豪强手中的武装，一体归于中央领导，而非转归胡化传统。
这一举措没有引起什么反抗，一者因为当时西魏北周社会已不是当年孝文帝改革时，胡化汉化矛盾非常深刻，而是已大为缓和，姓氏引起的冲击不大；二者赐姓着眼点在于政治纽结，时人也都明白宇文泰的用意，是以没有人往胡化逆流上想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