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迄至南北朝既是一个大动乱期，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关键时期。而在这一关键时期最为关键的诸项社会进步与改革中，汉化与胡化进程的羁绊与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命题。
田余庆先生曾说过，十六国北朝汉化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功臣，第一位是前秦天王苻坚，第二位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第三位是北周太祖宇文泰。三位皇帝在不同历史时期完成了各自的汉化任务，这个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
事实上，北朝最值得关注的，是北朝末期北周北齐两个鲜卑国家的汉化进程。虽然同是鲜卑人主政，但两国却令人诧异地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一、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深刻影响
周齐胡汉改革的渊源，还要从魏孝文帝改革说起。
孝文帝汉化是北魏政治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不仅北魏封建国家的形态，从带有原始社会痕迹的鲜卑帝国，转向成熟的汉制王朝，鲜卑部族的风貌制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胡人部族来说，变化显得稍微有些剧烈。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次改革，导致了鲜卑人对汉化改革产生了两个极端性的看法。
其一，有的人意识到汉化的巨大统治威力。
孝文汉化中较为关键的是三长制的确立。从这个制度的确立，许多人看出汉制的巨大威力。在汉臣李冲的提倡和推动下，北魏实施了邻、里、党三长制。这个制度的核心内涵是，通过邻里党三级组织，能把基层户口清查掌控起来。
这是传统汉人制度下控制户口、控制赋税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也是农业时代的相当于基本国策级别的重要制度。
鲜卑帝国北魏是游牧部落发展而来的，对基层户口控制缺乏有效办法，其立国以来基层管理制度是宗主督护制，是西晋大乱以来坞堡现象导致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坞堡豪强集中控制一个地方的人口，一个坞堡可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口，但真正列到户籍上、担负赋税义务的，可能只有几十个人，显然这样不利于封建国家掌控人力和经济力量。
三长制以科学有序的层级和高效的管理体制，冲破坞堡制对基层人口的垄断，非常有利于国家集中统一。据有张金龙先生《北魏政治史》统计，北魏实行三长制后，国家掌握的人口增长了一倍。
汉化改革的力量可见一斑。是以有政治头脑的北魏帝国高层，都非常支持汉化。其着眼点就在于，汉化意味着正规化，意味着国家体制的先进化。这也是后来北朝诸国倾向汉化的统治者的基本着眼点所在。
2.有人关注的是汉化对鲜卑的巨大影响。
万事皆有两面性。
汉化改革虽然有利于国家统治，但对某些既得利益阶层，却带来不小的冲击。
孝文帝改革前的北魏政治局面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贵臣政治屡见不鲜，几乎每一代君主时期都有几位鲜卑贵族执掌大权，虽然对皇帝权威倒没有过于强烈的影响，但贵族与权力挂钩，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极易产生腐败与乱政问题。
其二是文武不分。北魏以武起家，游牧民族崇尚的是能带兵打仗的雄杰之士，其官员来源多是战将，高官的整体素质不高。而文武分途则是魏晋以来逐渐流行的趋势，这是社会进步、管理职能精细化、官员结构科学化的必然方向。
而这两个特点，抑或说是弊端，都与鲜卑贵族有密切关系。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针对性极强，他一方面进行贵族范围进行改易，把世袭爵位范围缩小到拓跋氏皇族本枝范围内，把诸贵姓和皇室远枝排除在外，减少贵族干政、垄断政治资源的可能性。同时力推文武分途，实行清浊各异的选官制度。
这两项改革严重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招致恒代集团、也就是鲜卑本部贵族的仇恨。北魏末年突然爆发的六镇起义，事实上也是这一矛盾的延伸。
可以说，北朝后期坚定延续胡化政策的统治者，着眼点也是基于此。
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我们便能更好理解北周北齐两国为何在胡化与汉化上走了不同的道路。
二、北齐更重视胡化
高欢从六镇起义中起家，受到北魏末年变乱的强烈刺激，因而对汉化有较深的成见。他虽然从血统上看是汉人，但长期的鲜卑地区生活把他从灵魂和思想上打造成了坚定的鲜卑人。高氏北齐的政策，带有强烈的胡化倾向。
第一反映在贵臣政治上
勋贵政治是五胡十六国迄至北朝的一大特色，诸如汉之刘曜、赵之石虎、前燕慕容恪等等，北魏更是代不乏人。东魏、西魏立国之初亦各有千秋，西魏北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更是煊赫一时。勋贵政治事实上是皇权不振、制度不完的衍生品，它与南朝门阀政治一样，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皇权。勋贵集团虽在创业立国之初有利于事权统一、提高行政效率，但长期允许他们把持政治，极易造成政局动荡，这对一个国家的损害是长远的。西魏北周创设六官，提高皇帝权威，宇文护又以强力手段大削关陇老牌勋贵的权力，是以开国勋贵虽然不断远离政治核心，却得保禄位、名垂后世，于国于己，都是幸事。反观东魏北齐，始终没能正确面对这一制度性问题，高澄时代虽然暂时打压过勋贵，但这一问题不幸混淆于胡汉冲突，削弱勋贵被变相等同于削弱鲜卑贵族，高氏诸帝无此见识，继续维持勋贵政治的存在，是以这个政治问题与腐败一样，变成了致命恶疾。
第二反映在胡风炽盛
胡族风气虽然以剽悍为最显著代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腐败。
胡人缺少文化底蕴，不善于控制欲望，军事征战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物质欲望。北齐的元勋大将，诸如高岳、尉景、斛律金、贺拔仁、孙腾、高隆之等等，无不是贪墨成性的蛀虫。但高欢对这些腐败问题基本视而不见，这其中固然有创业之时急需人才的原因，但更多的是鲜卑贵族们对攫取财富的基本态度过于野蛮，即令高欢本人也免不了俗。